建隆二年七月初九的一个夜晚，在东京汴梁城，赵匡胤召集自己的大将们一起喝酒，席间，宋太祖向大将们表示，自己虽然贵为皇帝、却还不如当个节度使快乐。诸将忙问其故，赵匡胤说：“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在太祖皇帝的疯狂暗示之下，大将们于次日上书请求罢免禁军职位、解除兵权，被厚赏之后退休回家。虽然这些人日后还有机会随驾出征、担任地方职位，但已经没有了可以左右时局的军事力量了。
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到此，宋太祖是否就终结掉了五代以来武人权势膨胀的问题呢?
显然没有。
如果一次宴席，就能让困扰中国两百多年的疑难杂症解除，让千千万万的武人阶级放下自身利益，甘心做被统治的一员，那皇帝岂不是太好做了?
实际上，解除亲信大将的兵权，只是宋初“削藩”计划的一部分而已。
正如在杯酒释兵权的宴会上，赵匡胤说自己宁愿当一名节度使而不是皇帝，便表达了节度使职权已经近似皇帝的事实。这便是宋初面临的武将困境，即武将藩镇权力的过度膨胀。
从唐朝中期开始，因为战争从边疆延伸到了内地，因此唐玄宗所设立的藩镇也从边疆一路设置到了内地。这些藩镇的节度使们不仅对军队有绝对的领导权，而且其辖区内如财政、民政、贸易等控制权，均是独立领导，因此在地方上做一个节度使，就如同到了一个独立王国做土皇帝。彼时中央政权对于藩镇将领的统治，就如同春秋时代周天子对诸侯的统治，极不稳固。
而藩镇内部，不稳定性依旧存在。
因为藩镇节度使自身就是武人集团中的一员，因此想要把持住辖区内的行政权，就必须派遣自己的亲信武将去担任行政官员。结果各级行政官员的位置也被武人集团所霸占。这些中下层军官自己在地方上羽翼丰满以后，挑战节度使权威的人也不在少数。
那个时代，就是名副其实的“武人政治时代”，所谓权随兵来。
况且对于赵匡胤而言，武人的威胁是感同身受的——他自己就是依靠自己的武人集团的支持，从军事首脑变成了国家首脑。无论他自己对于周国政权有多少感情在其中，他的部下于此是无法共享的，一旦以赵匡胤为首的势力做大做强，足以推翻中央势力的时候，这些渴求更进一步富贵的武人们必然极力怂恿、促其成功。尽管赵匡胤完全可以弹压自己的亲信武将，但他无法直接控制围绕这些武将所形成的新的政治力量，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宋朝也无法长久下去。
因此，赵匡胤仅仅解除自己亲信的兵权是远远不够的，他还需要将改革的屠刀指向地方上的藩镇制度。对此，赵匡胤和他的谋士们的策略是：“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太祖的第一刀，砍向了藩镇头领的权力：在第一批藩镇大将被罢免之后，朝廷立刻授予高官厚禄，并使之居住京师加以控制，终宋一朝，虽然武人的地位和职权较低，但是武人的待遇却极为优厚。同时朝廷会委派在京文官前往原藩镇担任行政长官，这一官职后来便演变成了知州、知府等官职。不仅如此，知州们的任期也被限定在三年，流动的官僚无法形成势力，也就解决了封疆大吏拥兵自重的问题。
第二刀，是削弱地方中下层军官的权力：正如节度使被知州等官员所取代那样，朝廷也开始在地方委派知县担任地方行政官员，而不再由镇守将校兼任。
同时，知县的选派也与科举挂钩，由中央统一考核、委派，这就断绝了地方武人垄断选官、任官的权力。同时设置县尉，类似今天的警察部队，来维护地方治安，从而剥夺了基层武将干预县一级行政的权力。值得一提的是，县尉也是由中央委派的。
第三刀，则是瓦解大将的亲信集团，进一步削弱藩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原先的藩镇大将，为了扩充自己的亲信势力，将辖区内的文职工作，如税收、民政等问题委任给了自己的亲信部将，而原本负责这些任务的文官则边缘化。
宋太祖改革以后，严格禁止大将将辖区内的文官权限交给自己的亲信武将，因此地方文官得以重新执掌行政权力。此路一开，宋朝对于文官的需求量大增，客观上刺激了科举制度的蓬勃发展。而武将从此仅仅掌握训练、带兵的权力，而不得干预州郡的行政事务。
经过宋太祖赵匡胤的一系列改革，宋朝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完备的官僚制度，节度使也从原先的独立诸侯，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虚位荣誉，而延续了两百多年的武人政治也就此终结，宋朝也终于进入“文官政治”时代。
但文官政治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却走上了重文抑武的轨道，逐渐成为宋朝的另一个弊病，这想必是宋太祖、宋太宗未曾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