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这句话，出自孙中山先生之口。
意思是说：历史的大趋势不会因某个人而发生变化，它就像滚滚车轮一样向前行驶;所有胆敢阻挡历史车轮的人，势必灭亡在车轮之下;而顺眼历史大势的人，才有活下来的机会。
孙中山的这句话用来形容大清帝国最后的九位总督的命运，真真合适不过了。
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之后，九大总督的命运，也因帝国的崩塌而发生了转折。这九位总督分别是：直隶、两江、闽浙、云贵、湖广、两广、东三省、陕甘、四川九地总督。
当时的历史车轮，是废除帝制，走向共和。
九位总督都是封建帝制的受益者，让他们赞同废除帝制，那就是砸了他们的饭碗。砸人饭碗如杀人父母，九位总督就算脑子再不好使，也不会心甘情愿。只不过，这个“不情愿”会到那个程度?
他们之中，反抗最激烈的人是闽浙总督松寿、湖广总督瑞澄、两广总督张鸣岐、四川总督赵尔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
松寿和瑞澄都是正经八百的八旗子弟，松寿是正白旗，瑞澄是正黄旗。
仅从身份，也能看出他们站在封建帝制这一边。
当各地爆发起义时，他们对革命党人态度异常强硬，并对起义军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比如，闽浙总督松寿，当时的福建谘议局已经决定脱清独立，并劝松寿放弃抵抗，但是松寿却派兵去抓捕谘议局成员，最终松寿被新军杀死。
瑞澄则在武昌起义后弃城逃跑，免遭横死。不过， 他的余生也在逃亡中结束。
张鸣岐和赵尔丰所在的两广和四川，乃是当时经济最发达、思想最进步的地区之一。两广地区爆发黄花岗起义，四川地区爆发保路运动，两场起义均以失败告终，而镇压起义的罪魁祸首，就是张鸣岐和赵尔丰。
辛亥革命之前，这两位总督已经与革命党人，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可想而知，面对革命的滚滚车轮，张鸣岐选择认怂、逃到日本避难，最后成了日本人的走狗，抗战胜利后，他在清算中死去。1911年，赵尔丰还没来得及认怂，就被手下处决，也算是罪有应得。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与赵尔丰乃是亲兄弟，赵尔巽出任东三省总督之前(1911年赴任)，乃是四川总督，镇压保路运动，他也有一份“功劳”。
赵尔巽幸运在于，辛亥革命时他已不在四川;民国成立后，他迅速辞职下海经商，使得袁世凯免予追究他的责任，并让他主持编纂《清史稿》，也算是发挥余热。1927年，赵尔巽病逝于北京。
这5位总督，真真以自己的结局，告诉世人：什么是逆之者亡!
与赵尔丰等5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顺之者”云贵总督李经羲、陕甘总督长庚、直隶总督张镇芳。
云贵总督李经羲和陕甘总督长庚在辛亥革命爆发后，非常“识相”地辞职而去，没有给革命党人添麻烦，因此，他俩最后都获得了善终。
1925年，65岁的李经羲病逝于上海。
1914年，71岁的长庚在老家病逝。
张镇芳与北洋大总统袁世凯是同乡，跟袁世凯的哥哥又是亲家，他能当上直隶总督，完全靠着袁世凯的关系。故，张镇芳与袁世凯完全在一条战线上，袁世凯支持革命，张镇芳也跟着支持。
袁世凯死后，张镇芳的命运发生了转变——1917年，张镇芳跟着张勋一起搞复辟。复辟失败后，他被以“内乱罪”判处无期徒刑。张镇芳在座了3个月的牢之后，被侄子张伯驹花巨资赎出来。
张镇芳终究是个逆时代而行的人，被侄子保释出来后，他再也不涉足政坛，反而一心经商，在商场取得一番成就。
1933年，张镇芳在天津病逝，也算得了善终。
九位总督里最特殊的存在，当属两江总督张勋。
张勋是铁杆儿的保皇派，溥仪退位之后，依旧宣誓效忠清廷，并拒绝剪掉标志着大清统治象征的辫子。如此“逆天而行”，张勋成了革命党人的“死敌”，在辛亥革命后，多次与革命党人发生武装冲突。
1917年，张勋拥立废帝溥仪复辟，遭到全国一致反对，最后被“讨逆军”击败。本该以“叛国罪”被处决的张勋，由于种种原因被特赦。从此，再不问政治，反而一心经商，但是他依旧不肯剪掉辫子。1923年，张勋在天津病逝，死时69岁。
九位总督与“天下大势”硬碰硬的都没什么好下场，反倒是那些“碰了南墙就回头”的都得了善终。可见，选择很重要，顺眼历史大势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