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芬为东平寿张(山东东平)人，名列"八厨"之一清流派名士;襄楷为平原隰阴(山东齐河)人，著名方士;陈逸为汝南平舆(河南平舆)人，太尉陈蕃之子，陈蕃是清流派领军人物"三君"之一。
当时，东平国属于兖州，平原郡属于青州，汝南郡属于豫州，故此，三人既不是老乡又不是同宗，交通和通信远不如现代的东汉末年，看起来毫无瓜葛的三人，怎能走到一起共谋起事?襄楷明确向大家说过,"天文不利宦者，黄门、常侍真族灭"，从而可以知道三人同仇敌忾者为宦官，以此为切入点，或许能理顺三人关系。
当时，清流人士互相标榜，天下名士们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称号，其中"三君"为三位领军人物，陈蕃在列其中;王芬位列"八厨"之一，其意为能以家财救济世人的名士。
宦官们为了打击清流人士，捏造无须有的"结党营私"罪名告发而引起"党锢之祸"，身为清流名士王芬，首当其冲，赫然列入党禁名单上，前后禁锢十九年之久，发生黄巾之乱而灵帝废除党禁之后，才被任命为冀州刺史。故此，王芬对宦官们咬牙切齿，恨入骨髓。
陈蕃和窦武诛杀宦官密谋败露而被斩杀，其家族也难逃厄运，受连累被诛杀，幸好故友朱震舍命营救而儿子陈逸才幸免于难，党锢解禁之后，被任官并官至鲁相，之所以陈逸与宦官有不共戴天之仇。
桓帝执政之际，宦官专权，政令、刑法残暴无度，皇子接连死去，多发灾难，于是襄楷两次上书向皇帝陈述宦官们乱杀忠臣、不修仁德，刑法太残酷、作威作福等恶行，并建议撤销宦官职位。宦官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幸好"帝以楷言虽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数，故不诛，犹司寇论刑。"才保住性命，之所以襄楷也对宦官恨之入骨。
曾经陈蕃推举襄楷出仕，说明两人交情不浅，自然而然，襄楷和陈逸相互认识或者交情很深，之后对宦官的共同仇恨，更加深了友谊。故此，两人结伴找到，志同道合的王芬共谋大事，可以肯定对宦官们仇恨是三人紧密联结纽带。
及灵帝即位，以楷书为然。太傅陈蕃举方正，不就。>>>《九州春秋》
古往今来"废帝立新"原本就是天下大事，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东汉之前，也发生过无数次此类事件，但成功的人只有伊尹、霍光仅仅两人而已，可想而知，其难度不是一般人所能估计到。王芬等密谋者们，根本没有仔细规划，而是鲁莽地决定起事，故此，存在几个先天性不足。
其一，把事情想得太简单、过于理想化，稍微有心计之人，就能看出其危险性，以致于寻求盟友之时，数次碰壁。受到之邀的奸雄曹操就不必多说，必然的断然拒绝;华歆、陶丘洪等名士们也拒绝合作。
芬阴呼歆、洪共定计，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废立大事，伊、霍之所难。芬性疏而不武，此必无成，而祸将及族。子其无往!"洪从歆言而止。>>>《三国志》
其二，最核心问题，没有彻底认清"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理。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他们所掌握的军队数量，但是可以肯定数量不会太多，为什么这么讲呢?
按常理"北巡河间旧宅"的灵帝，既不是征讨叛军又不是征战，只是普通巡视而已，故此随行保护的兵力有限，王芬他们计划是在此时想擒获或者斩杀灵帝。然而，此前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向朝廷"上书言黑山贼攻劫郡县，求得起兵。"
题外之话，在秦汉时期，调兵遣将使用兵符，如虎符用青铜或者黄金做成伏虎形状令牌，劈为两半，其一半交给将帅，另一半由皇帝保存,只有验合两个虎符之后，持符者才获得调兵遣将权力。
再回到主题，此种行为只能说明，手上兵力不足或者干脆没有可调动的兵力，只能假借讨伐黑山军名义，想调动军队。真可笑，起码的兵力也没有搞什么谋反，简直是闹儿戏，真是无语，是太天真还是只是嘴上说说过把瘾而已，荒唐至极。
皇甫嵩
王芬起事之前，中平元年(184)，汉阳人阎忠曾劝导，镇压黄巾之乱第一功臣、名望威震天下、手握重兵的皇甫嵩趁机搞政变，但是遭到其拒绝。身经百战，驰聘沙场多年的皇甫嵩深知，搞政变不是小孩子玩家家，而是通过真刀真枪的拼杀，流血甚至牺牲才能确保胜利。
然而文人名士王芬、方士襄楷、"愤青"陈逸等人，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哪能晓得此道理，故此连个像样的军队也没有，就贸然起事，一方面也可以理解，只是光顾"报仇雪恨"而鲁莽决定事情，太不理性，太天真幼稚。
中平元年，车骑将军皇甫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阎忠时罢信都令，说嵩曰："夫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而不旋踵者，机也。故圣人常顺时而动，智者必因机而发。今将军遭难得之运，蹈易解之机，而践运不抚，临机不发，将何以享大名乎?"嵩不从，忠乃亡去。>>>《九州春秋》
例如，董卓趁都城洛阳出现权力真空机会，迅速挟持天子，把控朝政，虽然民心向背，此时大米已煮成粥，加之以手上拥有勇猛无比的凉州兵，血腥镇压反对者，才勉勉强强祸害天下三年，然而，假设王芬等人起事成功，之后没有自己强大嫡系部队的支援，拿什么拯救被敌对势力四面包围的自己?
其三，名不正言不顺而不会得到广泛支持。相比之下，当初董卓入京，名义上以铲除宦官为目的，还奉大将军何进旨意而行动，所以名正言顺。其入京过程没有碰到一丁点儿阻挠，之所以董卓才有机会，迅速废除少帝，新立献帝，逐步掌控权力。反之，以当时董卓手中区区三千兵力，绝对不可能掌控都城洛阳局势，更不可能掌控朝政，只能在入京之路上被消灭掉。
与此相反，董贼焚烧洛阳城，西迁都城长安之后，关东军盟主袁绍为了便于驾驭"傀儡"皇帝，打算抛弃汉献帝，另立新皇帝，他选中汉宗室、幽州牧刘虞。因其行为名不正言不顺，不仅遭到曹操、袁术等联盟军诸侯们极力反对，刘虞还严厉训斥其"造逆谋"行为，最终此时只能不了了之。
虞见岐等，厉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戮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误邪!"固拒之。>>> 《后汉书》
太祖答绍曰："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 《魏书》
"门生故吏满天下"的四世三公家族之后、关东联军盟主、手握重兵的袁绍也知难而退的事情，王芬等人是不知怎么想的?首先铲除作恶多端的宦官之事无可厚非，但以什么资格废除灵帝?既没有明确宗旨，有没有名分的起事，和强盗、山贼的行为如出一辙，无人捧场。
总之，心中充满报仇雪恨之念的"愤青"陈逸和整天观望天空，预测吉凶和未来，想改变现状的"空想家"襄楷两人联合忽悠之下，决定起事的"单纯"王芬，既没有军队保障又没有名分下，起事必败无疑。或许王芬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才发现事情的不简单而后悔不已，但已经走得太远，无法回头，终究恐惧而自己了断生命，真是可怜之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