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妾制度”是中国古代“一夫多妻制”的一部分，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载：“一夫多妻，为数千年来之旧俗，其见于《礼记·昏义篇》者，则若周之天子有后一、夫人三、嫔九、世妇二十七、御妻八十一，可谓伙矣。而诸侯、大夫、士庶，亦莫不有妾。”
在人类学的概念上，“一夫一妻制”并不包含一般所谓的“一夫一妻多妾制”，这两者其实是分属不同范畴的语言。前者的“一妻”仅指女性配偶的惟一性，而一般所谓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则属于人类学概念上的“一夫多妻制”。其实，从母系氏族湮灭的那天起，姬妾制度就开始萌芽了。
若从如今的价值观来看，姬妾制度可谓是一种毫无人性，残忍至极的制度。这种制度不仅进入了家庭，融入了亲情，甚至，还强行将原本血脉相连的亲人，划分为压迫与被压迫两个类别。不得不说，中国人的劣根性，在此处体现的淋漓尽致。但实际上，古人也曾对姬妾制度提出过异议。
诸如：在《易经》中所言：“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可是，在古代封建专制的大环境下，人性平等这般稚嫩的启蒙思想，终究敌不过独裁专断与享乐主义。
妻妾制度依旧盛行在中国大地上，甚至，还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规则和体系。
众所周知，古人是可以娶小老婆的，所以，许多人据此认为，古代是“一夫多妻制”。若真生活在古代，且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这句话会被视为不守礼法之人。其实，中国古代一直推行的都是“一夫一妻制”，因为，那些后来娶进门的小老婆，是不可以算作合法配偶的。
确切来说，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应当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早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中国就出现了类似妻妾制度的“媵制”，但是，这一制度并非人人适用，当时，只有氏族首领才有资格实行这一婚配制度。即：女儿嫁人时，岳父必须将家族中的同辈女性作为陪嫁，而嫁过去的奴隶或者是姐妹，都属于滕妾。
再往后发展，便出现了如今为人所知的“妾”。
妻与妾虽然同侍一夫，但是，待遇却是千差万别。小妾即使为丈夫诞下一儿半女，可是，地位始终是低人一等，而这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妻与妾的家世背景不同，妻子往往出身高贵，而小妾则是一些贫贱家庭的女子，有些甚至是被战败方当作礼物献出的。
因为，两者悬殊的地位差距，人们通常会说娶“妻”，纳“妾”，而不会说娶“妾”。另外，在娶妻时，给岳家送的钱财礼物被称作“聘礼”，但纳妾时送给家庭的钱财，却被称作“买妾之资”。在《谷梁传》中曾提到：“毋为妾为妻”，意思是说，妾不能被扶为正妻。
古时认为，男子有“妾”无“妻”，仍被视为单身。即使男子妾室满堂，但是，若没有正妻，也算是传统意义上的“鳏夫”。所以，妾的地位，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了定局。后来，到了唐宋时期，这一规则甚至成为了铁律。在《唐律疏议》中，曾明确写明“妾乃贱流”及“妾通买卖”，若有男子擅自升“妾”为“妻”，夫妾二人都会遭受到刑律的制裁。而且，在服刑结束之后，两人还得强行离异。
宋朝妾室的地位相较于唐朝并没有什么变化，直到元代，妻妾制度才稍稍顾全了女子的尊严。
在《元史·刑法志》中提到：“诸以女子典雇于人，及典雇人之子女者，并禁止之。”可见，当时典卖妻妾的行为已被明令禁止。虽然，妻子在婚姻关系中地位稳固，但是，在闹灾荒的年份，女子为人妻依旧难以避免被典卖养家的命运，如：谢万程“卖妻葬父”的典故。
暂且不从人类学的范畴考虑，历朝历代均推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即：男子只可娶一位妻子。但是，到了义和团运动时期，太平天国内部却大行“一夫多妻”制。在《太平天国史》中记载：“今允东王、西王各十一妻，自南王至豫王等各六妻，高级官员三妻，中级官员二妻，低级官员以及其余人等各一妻。自高而低，依级递减，上多下少，切莫妒忌。”
可见，当时一夫多妻制只是高层官员的特权，可拥有的妻妾数量，甚至，还与官职直接挂钩。但是，当时太平天国推行的，却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令》，想来真是讽刺。
明、清时期，妻妾制度还是十分盛行，直到中华民国成立，“一夫一妻”制度才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后来，等到新中国成立，这一制度才被真正确定。
1950年5月1日，新中国的《婚姻法》颁布，其废除了之前践踏妇女尊严、 强迫包办、漠视子女权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同时，还倡导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新社会主义婚姻观。无论如何，曾经压迫万千中国女子的妻妾制度，已然被历史的浪潮推翻，使得中国女性再次站了起来!
参考资料：
【《清稗类钞》、《礼记·昏义篇》、《谷梁传》、《唐律疏议》、《太平天国史》、《婚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