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在《阉宦》中对宦官之祸进行的深刻的剖析，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宦官，原属内廷待从、用奴，不能也无法参与政治活动，但宦官是封建君主的忠实的贴身奴才，他们可以凭借此特殊关系来攫取权力，进而为祸江山社稷。
黄宗羲把宦官问题作为重要的历史教训列入“大法”，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中国的宦官史长达两千年之久。在封建专制日益强化的过程中，君主住往利用宦官中的上层分子去监视和钳制群臣，而宦官则孤假虎威，利用君主的私心，谋权篡位，以至逐步演化成实质上是宦官专政的恶劣政治局面。君主和宦官犹如狼和狈，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这种状況，历代皆然。宦官为祸是自东汉始，随着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不断演进，宦官之弊愈加明显。周代，宦者已列入官列;至周代后期，宦官干预政务日多，权势日大;自秦汉以后，宦官制进一步成为封建政权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大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可见，中国历史上宦官为祸最为厉害的是东汉、唐代和明代。第一次是在东汉时期，这时的宦官因阿谀奉承而受到信任，因趋炎附势而触及政事，逐渐掌握了朝政实权，甚至军国大权。第二次是在唐代，在君主与官僚集团的矛盾斗争中，这时的宦官往往因为君主宠信而掌握了军政大权，逐渐成为生杀予夺，立由己的专权者。第三次是在明代，此阶段的宦官多被君主重用，而他们也甚器尘上，公然侵夺国家正规行政系统的权力，使得群臣屏息，朝野怨愤，其恶迹昭彰，屡次引发骇人听闻的动乱。
明朝政治的典型特征就是宦官专权，黄宗羲在本篇中首先历数了明朝宦官的各种所作所为，其胡作非为涉及到政治、经济、司法等各个方面。接下来，他又具体阐述了宦官是如何祸害朝廷天下的。本来，宦官与朝臣是各司其职的，宦官的职责在于伺候君主的喜怒哀乐，而朝臣的职责在于要做君主的良师益友。但是，由于宦官的奴颜婢膝以及他们对君主的蛊感，使得君主以为朝臣的处事之道也应当和宦官一样。于是，士大夫也逐渐变得与宦官一样谄媚无骨，终究使得“一世之人心学术为奴婢之归者”，而忠肝义胆，刚直不阿之人也随之绝迹了。
宦官之祸不可不谓之惨烈。黄宗羲也认为，明朝的官之祸为历代之最，他对明朝的宦官之祸痛心疾首，反复用了三句话表明其杰度之甚：“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其祸未有若是之烈也!”“祸不若是其烈与!
明朝开国之君的朱元璋对宦官问题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在统揽军政大权于一身之后，他注意到了前朝宦官簋权、尾大不掉的历史教训。同时，朱元璋不能容忍宦官阻碍独裁，于是他严禁宦官“预政典兵"，“预者斩”!明令宦官“止可使之供酒扫，给使令而已”。
但是，宦官已和封建君主结下不解之缘，已成为封建专制的痼疾，绝不是靠一代帝王就能根除的。在明成祖朱棣时期，宦官日益受到重用，权势越来越大，官位越来越高，逐步走上专权的道路。这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明成祖夺取帝位时得益于许多宦官为他通风报信，刺探密情。所以，朱棣即位后，对宦官比较信任，授予他们出使、镇守、监专征等职权。自永乐朝始，宦官权势大增，人事大权在握，其势力很快由中央伸向地方，遍布朝野，人数大增，终自成体系。十二监中的“司礼监”声势尤为显，超然于王法之外，成为朝廷之外的一个特殊朝廷。
窃得权力的宦官事实上已经不再是唯命是从的奴仆，他们和恶势力内外匀，呼此彼应，根株大窟，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权力网。到英宗时，皇帝无事不从宦官，“权重震主”;司武宗时，“可礼监”头目刘瑾竟公然炫履：“满朝公卿，皆出我门”。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终于把宦官专权的局面推向极政，其党羽竟将魏阉与圣人比列，为他建生多处。又呼之为“九千岁”，权倾帝王之意，已经昭然若揭。朱由检继位后，曾力图救皇权于倾危，严厉打击魏忠贤，但这导致宦官鱼死网破，从而加快明王朝走向灭亡的步伐。
可见，明中叶以后的皇帝更加纵容和重用它们专权误国，肆无忌惮，宦官之祸也愈演愈烈，最终吞噬了整个国家的政权体系。当然，与阉宦作斗争的人，朝野上下，代有人在。明代以东林党人为最力，但最终都被阉党血洗而告终。
黄宗羲在《宦官下》指出，宦官的生存与发展依附和借助于君权，宦官受制于君主，他们的命运被操纵于君主的股掌。随着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不断加强，宦官政治势力对君权的依附程度也逐渐加深。所以说，宦官专权的祸首就是皇权。
黄宗羲指出，宦官之祸蔓延千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主之多欲”，尤其指女色方面。因为帝王后宫佳丽众多，导致服侍的来守卫、宦官的人也随之增多，这就为宦官乱政提供了保证。他还特别指出宦官是“不知晓礼义”的凶暴之徒，而历代又没有行之有效的管理人的措施，使得宦官祸乱愈演愈烈。
于是，黄宗羲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自三官以外，一切当罢”。如此就可以把阅人的数量控制在数十人以内，从而避免较少宦官人数。同时，有异议者提出：仅保留三宫会带导致王室生育不足的后果。黄宗羲痛斥持有此观点的人见识浅陋，并举出尧、舜与宋徽宗的例子，说明”天下何常之有”的道理。
实际上，黄宗羲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只是理论层面上的，他把宦官存在的原因看得过于简单理想化。他提出的仅保留三宫，罢除三宫以外的一切女性，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宦官为祸是封建专制制度下无法根治的顽疾，不可能依靠封建集团内部的力量来铲除宦官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