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9月1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慈禧太后颁布《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由此掀起了清末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这也是清廷自我救赎的一次尝试。
载泽等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时为1906年在英国伯明翰。
诚如我们“后见之明”已知的那样，这次立宪运动以失败告终，大清国祚6年后寿终正寝。有论者指出，立宪运动不仅没能拯救大清，甚至加速了它的灭亡。
预备立宪的谕旨下发后，从袁世凯、徐世昌等中央大员，到张謇、汤寿潜等商界大亨，对此都是高度赞成积极参与的，为何最终落得个改朝换代呢?
有人说清廷是假立宪，欺骗国人。从清廷推行的一些措施来看，比如行政改革、设立咨议局和资政院、推行地方自治等，说它是“假动作”恐怕难以服人。炳哥认为，清末君主立宪的流产，可以从以下几点分析。
第一个原因，是革命派和立宪派搞坏的。
革命派反清，不论朝廷做什么尝试，统统武力推翻之，这一点好理解。就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的两年内，革命派在中国南部掀起了一个武装反清的小高潮。相关论述已多，在此不赘述。
立宪派搞垮君主立宪，这从何说起呢?
当时所有人都知道，清末的政局已到了非改不行的地步，而广大的官僚、地主、绅商是不会接受动荡剧烈的革命的，他们对于更为温和的君主立宪，可谓是欢欣鼓舞。一方面，汉族社会贤达可以通过议会、地方自治获得参与政治的机会;二，满洲贵族的特权可以通过宪法和议会得到制约;三，皇帝还在，无损他们心中儒家政治的最高象征。
1906年，广西桂林公立学堂运动会，主席台横额上醒目地写着四个大字：“立宪万岁。”
说实话，君主专制已在中国持续2000多年，要由此过渡到君主立宪，三五年之内是根本难以全其功的。试问读尽四书五经的衮衮诸公，还有那些留洋归来的新人物，真的了然立宪政府如何运作吗?朝野上下都需要一个学习的时间。
可是，立宪派对君主立宪的进程催促甚急。1908年8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立宪派不答应，于1910年多次组织请愿活动，要求速开国会。清廷没有马上答应他们的要求，但已将预备立宪期由9年缩短为5年，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1911年先成立内阁。立宪派对清廷的让步仍不买账，坚持要求马上召开国会。1910年10月，清廷军警与立宪请愿代表僵持，几乎酿成血案。
1911年5月，中央在仓促之间成立内阁。13名内阁成员中，汉族官僚仅占4名。立宪派傻眼了，说好的分享权力呢?说好的制约皇族呢?他们提出的要求屡屡得不到满足，于是也就对朝廷失去了信心，等到当年10月辛亥起义，也就一窝蜂占到了革命派一边。
立宪派促进了清末立宪的开展，最后又亲手将这一前所未有的尝试埋葬。
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山东威海的士人聚会庆祝。
第二，清皇室自己作死，不放权。
1908年8月27日，清廷颁布立宪的重要文件——《钦定宪法大纲》。这一宪法文件有其进步性，比如规定了臣民的权利，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财产权等不受侵犯。但在最关键的“君上大权”部分，有十四条，总结起来只有一句话：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皇帝。解散议会之权、用人之权、军权、司法权、外交权等等，全部系于皇帝一人之手，议会完全就是一橡皮图章。
这无疑是一次君权的宪法化，也是君权的一次强化。所以，梁启超评价这个宪法大纲是“吐饰耳目，敷衍门面”。
上文提到的“皇族内阁”，由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也是清廷不愿与汉族士人分享权力的一个鲜活例证。
辛亥革命发生后，1911年11月3日，清廷再次公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按说，在此存亡危急之秋，只要能保证江山不变色，清廷应该做出重大让步，尽量满足立宪派的所有要求。但是，在这一宪法性质的文件中，皇帝的权力也只是让渡出一小部分，仍强调“皇帝神圣不可侵犯”。更致命的是，它对臣民的权利只字未提。显然，它没有引起立宪派的兴趣。
1906年，戴鸿慈、端方等在芝加哥考察宪政。
第三，从根本上说，中国没有“虚君”的传统，难以搞成君主立宪。
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历史上，皇帝的生命和尊严，来自那至高无上的权力。著名历史学家秦晖认为，臣民之所以尊重皇帝，是因为畏惧“法、术、势”，是因为皇帝操持着生杀大权。一旦皇帝的大权被分解或者旁落，这个皇帝就面临着性命之忧。
别说外姓人来抢宝座了，就是宫廷内弟杀兄、子弑父的血案，在中国历史上不也是所在多有?所以，中国古代的皇帝不能不把权力尽可能集中在自己手中，绝不敢当虚君。
英国、日本等能够实施君主立宪，与这些国家尊重虚君的传统有关，它们的历史上，长期存在着不掌握实权的君主。
清末的摄政王载沣深深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在亡国之际仍不愿让渡权力。他很自然就会想到历史上的那些场景，没有了权力，谁还会尊敬皇帝?皇帝的性命何存?
君主立宪失败后进入共和时代，中国一度实行责任内阁制，结果如何呢?进京组建内阁意欲出任实权总理的宋教仁，被暗杀。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则又搞出个“府院之争”。可以说，由于强大的传统，虚君实相的制度并不适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