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也称《商子》，现存26篇，是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
《商君书》着重论述商鞅一派在当时秦国施行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
《商君书》论述了“强国弱民”。例如：《商君书》中有“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能够战胜强敌、称霸天下的国家，必须控制本国的人民，使之成为“弱民”，而不是“淫民”。商鞅认为国家的强势和人民的强势是对立的。只有使人民顺从法律、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这样国家才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会牢固。但是，不要把“弱民”理解成“愚民”。《商君书》中认为人性本恶，必须承认人之恶性，治理国家要以恶治善才能使国家强大。《商君书》中主张重刑轻赏，他认为加重刑罚，减少奖赏，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命争夺奖赏;增加奖赏，减轻刑罚，是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奋斗。
内容简介
体裁
《商君书》的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有时也运用比喻、排比、对比、借代等修辞手法。《徕民》篇运用了“齐人有东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强说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司马迁录入《史记.商君列传》(文字有改动)，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
内容
《更法》篇第一 详细记述了商鞅与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争论变法的问题。《去彊》篇第四 论削除民不听从政令带来的弊端，并需要籍以刑罚，专心农战，少事商贾做为解决之方。“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彊”《商君书·去彊》。国家把以对善人的宽大来治理奸恶的人民，国家必然陷入动乱，衰落。而如果国家以对付恶人的谨慎来治理善民，国家才可以稳定强大。《开塞》篇第七 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这种历史变化的观点在哲学史上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在具体措施上，此书主张加强君权，建立赏罚严明的法治制度，取消贵族的世袭特权，奖励军功，提倡耕战，同时反对用诗书礼乐和道德教化的手段治理国家。《弱民》篇第二十 旨在阐述‘弱民’与‘强国’之间的相对关系。“民弱国彊，民彊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民如果强了，国君的统治地位就不稳了，所以国君的统治地位要想稳定必须先“弱民”。
作者争议
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学术界颇有争论。第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第二种意见是基本肯定《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持这种看法的人除史志的编著者外，还有吕思勉、谭献等人。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君书》是商鞅遗著与其他法家遗著的合编，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持这种看法的有高亨等人。有人也提出的看法是，前两种意见有些牵强，第三种意见有一定道理。《韩非子·五蠹》篇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这说明商鞅确著有此书。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引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这与《商君书-靳令》、《说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最后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商君书》正好有《开塞》篇、《农战》篇，这说明韩非和司马迁所见到的商鞅的著作，基本都在此书之中。但此书在后人编纂或流传过程中，搀入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论，这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