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17年3月15日，也就是李自成马上就要进入北京城的三天前，明朝的工部营缮司(掌缮治皇家宫廷、陵寝、坛庙、宫府、城垣、仓库、廨宇、营房等各项事务)员外郎赵士锦奉命接管明朝的国库并办理完交割事宜，赵士锦后来在他所写的《甲申纪事》一书中是这么描述他所看到的空空的国库：
新库中止二千三百余金。老库中止贮籍没史家资，金带犀杯衣服之类， 只千余金;沅为予言，此项已准作巩驸马家公主造坟之用，待他具领状来，即应发去。外只有锦衣卫解来加纳校尉银六百两，宝元局易钱银三百两，贮书办处，为守城之用。
从赵士锦的记录中可以看到，明崇祯朝灭亡时，国库里面总共只有3000多两黄金和不到1000两白银，全部换算成白银也就30000多两，而且记录中真正算是军资的只有不到1000两白银，即使国库中所有的钱财全部拿出来守城又能招募多少兵员以及购买守城物资和粮食?以至于赵士锦感慨：“国家之贫至此!”。
这也难怪崇祯在李自成兵临城下时抛开一切尊严，厚着脸皮找群臣们借钱，但总共也就借到二十万两白银，除此之外，崇祯要求群臣举荐家乡中的有钱人捐款，朝廷以官职酬谢，结果全国只有南京和浙江各推出一人，“余省未及举也“，面对城外的数十万大顺军，缺少资金的崇祯被迫让宦官去守城，因为宦官是皇帝家奴，省钱。
国库所存之银如此之少，官员的捐款也如此之少，比起李自成进北京后从皇亲、勋贵、官员家中拷饷拷出来的7000余万两白银(也有说是3000余万两)，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崇祯在北京城破时绝望的感慨：”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这话虽然有些偏颇，但至少在崇祯17年时，还算是比较正确。
明朝肯定不会没钱，李自成仅在北京城内就抄出那么多，全国就更不用说了，当时要分阶层的话有大概四等，一等是皇帝一家，二等是皇族，三等是官员、士绅、四等是平民。首尾的皇帝和平民是最穷的，平民交税，皇帝收税，然后皇帝用收上来的税治理国家，但实际上大部分税和国家财富都被中间的那二等阶层赖掉或贪墨了。
皇族不用说，以各地的藩王和他们的后代为主，他们没什么追求，只要能维持奢华的生活就行，每一个藩王家族都极其庞大，藩王除占据大量的土地享受收成外，还免税到处经商，盐、铁、茶、粮等等这些能影响到社会稳定的物资买卖中总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藩王的后代中不能继承王爵的，朝廷每年还要专门下拨一定数量的钱粮供养。朱元璋的后代到明末时高达百万，崇祯哪还养得起?
至于官员和士绅，早在张居正主政时就给过他们评价：”商贾在位，财货上流“，那时候起，明朝的官绅就已经是明目张胆的以追求金钱赋予的奢华生活为主了，包括张居正自己都是奢华无比。他们要享受，要赚钱，在明朝的对外经济还不占据主流的情况下(海贸赚的钱也全是他们的)，这些钱也只能从老百姓身上和朝廷的税收上面想办法了。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兼并土地和垄断买卖，兼并后挂在官绅名下的土地是不用交税的，然后随着兼并的增多，朝廷的税收越来越少，这一块可是明朝财政收入的大头。至于垄断买卖和商税，在经过万历和天启两朝的斗争后，到崇祯朝时，官绅集团已经将其全部收入囊中予以掌控，还以不与民争利的理由将崇祯皇帝排斥在利益链之外。
官绅集团把朝廷能赚到的钱都拿回了家，国库和皇帝的内库双双空置，官绅们想得倒是没错，这天下是皇帝的，没钱了应该是皇帝来想办法，可在商业经商上皇帝又被他们排斥，崇祯想敛财都没法敛，关键时刻又哪能拿出钱来，根据史书的记载，崇祯都被迫拿宫中之物去卖掉或当掉来弥补日常之用，可谓是史上最穷的皇帝之一。
李自成杀来了，崇祯没钱招募守城士兵，找城内的勋贵和官绅们借钱被抵制，气得他跳脚，都快改朝换代了，这在他眼皮子底下的官绅还都抵制他，不愿意出力，何况远在南方的官绅?这大概是崇祯宁死也不南下的原因之一，当时的崇祯是绝望的，对未来毫无信心，还不如去煤山上一了百了。
明朝亡了，李自成在北京城内的拷饷其实也只波及到少数官员，清朝入关后，除朱家皇族是实在躲不掉外，大多数官绅即使换了朝代，依旧是好日子过着，在读书人还很稀缺的古代，治理天下还得依靠他们不是?朱明王朝延续了三百年，算周期律也应该改朝换代了，只是苦了呕心沥血也毫无作用的崇祯皇帝，堂堂帝王之尊十几年来都没有享受过，都是被皇族和官绅们给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