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了一个案例，某里的一对男女大白天通奸，被一位士伍抓了个正着。士伍把衣衫不整的两人五花大绑，送到当地派出所。这种通奸行为是秦国里典、伍老等街道干部们重点防范的对象。不过，捉奸之所以非要抓现行，未必是朝阳群众心理阴暗或低级趣味，而是有法律依据的。
当时，成年男女只要都没结婚，是享有自由的，但兄妹乱伦却是很严重的罪行。据《岳麓秦简》记载:隶臣田与隶妾市是兄妹，两人发生了不伦之恋。当地一位狱史(判决诉讼的官)听说田与市的事情后，心中燃起了熊熊的正义之火，趁着田与市幽会时，派隶臣毋智将他们抓住。按律规定，两人要被判处“弃市”，也就是斩首后暴尸街头以供围观。当地官府做出判决之前。这对兄妹开始各自想办法疏通关系，妹妹市送了4000钱给毋智，想让他改口说不是在现场抓获的;哥哥田也请求县丞进行重审。没想到毋智收了钱后怕被官府察觉，又把钱退了。县丞得知后，以此向田施压，田不得不认罪伏法。在这个案子中，市之所以不惜花重金买得毋智改口，关键就在于是否被现场捉到，这是通奸罪成立的关键。
秦始皇留下的《会稽刻石》中，对通奸案件提出了更狠的处理方法:任何人都可以杀掉奸夫而不负法律责任。这种观念如果成为法律，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一个人可以直接杀掉仇人，然后给他扣个“好夫”的帽子，再伪造现场，杀人者就可以消通法外了，反正死无对证。由于有这种隐患，所以这种观念没有被后世的立法者采用，“捉奸要抓现行”的规定在后世律法中成为主流。
《张家山汉简》中的“杜县女子和奸案”反映出这一点。杜县滹(hu)里的一名公土病故了，棺材摆在灵堂上还没下葬，他那不守妇道的媳妇却将相好偷偷带到棺材后面的内室私会。婆婆看见了，由于畏惧媳妇而不敢干预，等到第二天才跑去报官。官府把这女人拘捕了起来，但怎样定罪成了难题，为此杜县把案件上报给了最高法院廷时府。
廷尉府开会讨论的结果是法律规定，妻子对待丈夫要像对待父母一样，这女人肯叛丈夫，可视为犯了“不孝罪”，她与别的男人私会竟然让婆婆看见，她的行为又构成了对长辈不敬的“敷悍罪”。不孝罪应当判处“弃市”或无期徒刑;放悍罪应当判处“完刑(剃去鬓角)”。综合两个罪名，廷尉府合议决定，判处她无期徒刑并剃去鬓角。事情本来到这里就可以定案了，不想有一位廷尉史申出差回来后听了判决感到不妥，对上司进行质疑:“通奸罪讲究现场捉奸，假设现在丈夫因为当官住在官府，妻子红香出墙，丈夫听到风声跑去捉奸，没捉到，怎么判?”上司回答:“丈夫没提到，没有证据，就不算妻子犯罪。”申继续反问:“既然捉奸没捉到就不算犯罪，那她的婆婆等到事后才来报官，没能抓现行，还算不算犯罪?”上司想了想，认可了他的意见，这女子的罪行因此被减轻。
由是观之，古代一直强调的“捉奸捉双”，有着现实必要性，至于这一行为附加的各种道德色彩，则是另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