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逼迫唐高祖李渊退位为太上皇，夺取了皇帝的宝座。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有许多意外和巧合的偶然因素，但从当时的政局形势来分析，选择谋反夺位又是长期谋划的必然结果。
玄武门
“玄武门之变”前的大唐朝廷局势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唐公李渊在山西晋阳皇宫，正式宣布起兵造反，史称“晋阳兵变”。之后一路向西，目标直指大隋的都城长安。同年十一月，唐军攻占了长安后，李渊拥立十三岁的代王杨侑为帝，自称唐王幕后实际操控朝政。一年之后的公元618年五月，听闻隋朝的皇帝杨广，在江都被部将宇文化及所杀后，李渊在长安的太极殿，正式登基称帝，国号为“唐”，改元“武德”。一个月后，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二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
在向西歼灭了薛举父子，平定了秦凉，稳定了后方之后的大唐，出兵一路向东，兵锋直指东部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洛阳。在此过程中，逐个消灭了李密、王世充、窦建德、刘周武等地方割据势力，占领了洛阳。除了江南萧铣等少数地方政权，大唐王朝基本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在此过程中，秦王李世民的功绩最大，一大半的地盘都是他带兵攻取的，表现出了超人的军事天赋，为新兴帝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随着不断的军事胜利，主帅秦王李世民的官职和政治地位也不断上升。
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李世民被封秦王，官拜尚书令、右武侯大将军、雍州牧。
同年十一月，平定西秦后，官拜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令，左武侯大将军、凉州总管。
武德三年(620年)四月，平定刘周武，加拜益州道行台尚书令。
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平定洛阳，授“天策上将”。
作为秦王的李世民，由于军功，拥有了与太子一决高下的政治资本和人才储备。同时，也在李世民的心中，埋下了不甘心做秦王的念想。天下一大半都是我打下的，凭什么让大哥李建成坐享其成，为后来的“玄武门之变”埋下伏笔。
问题的关键是，太子李建成也不是等闲之辈。“晋阳兵变”时，也是居功至伟;攻打长安时，也是与李世民分别领兵作战，同样立下盖世奇功。被立为太子之后，协助处理朝廷日常政务，没有任务差池。后来又亲自领兵，攻打刘黑闼，干净利落地平定了河北。
“高祖起兵置三军，以建成领左，太宗领右，而中军隶于元吉;发太原，建成、太宗从，元吉留守;关中既定，以建成为左元帅，太宗为右元帅，同徇东都。”(《旧唐书》)
在立国不久的大唐朝堂之上，形成了太子和秦王两大政治势力的对峙局面。
“玄武门之变”前太子与秦王双方实力分析
秦王李世民在不断征战中，不但积累了朝中的声望和政治资本，更是在身边聚集一大批忠贞的百战之士和智谋之臣。如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人。同时，通过开设创建文学馆，招纳了一大批定国安邦之才。在李世民的身边，聚集了如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姚思廉、褚亮、李玄道、许敬宗等“十八学士”。
太子李建成的实力更是强大。“立嫡立长”的传统，让已是太子的李建成，占尽了礼法的传统高地。占据了传统礼法，也就意味着拥有了绝对的政治资源、人脉关系和舆论支持。
齐王李元吉集团的鼎力支持。李元吉虽勇而少谋，但毕竟是三个皇嫡子之一，随时能够在皇帝李渊身边，以第三方的身份进言，这是一种无形的巨大政治资源。同时，好武的齐王身边，自然聚集一批死士，关键时刻可以派上大用场。
皇帝李渊宠爱的两个妃子的大力支持。李渊的宠妃尹德妃和张婕妤，都与秦王李世民有矛盾，都大力支持太子李建成。这样的同盟力量，绝对是重磅，稍不留神就会致人于死地而不自知。
李世民
“玄武门之变”前太子与秦王的过招
李世民首先出招。李世民买通操控太子身边的人，状告太子谋反。武德七年(624年)，东官的两个小人物，分别向李渊报告太子谋反。理由是太子让他们两人给庆州都督杨文幹运送盔甲，让杨文幹在庆州起兵，然后太子在长安里应外合。盔甲属兵器，是朝廷明文禁止的。杨文幹又曾经是李建成的宿卫。表面上看，人证、物证俱在。关键是在李世民的一番神操作之下，杨文幹还真的被逼造反了。
这就由不得李渊不重视、不怀疑了。其结果是，召太子进宫对质，派秦王出兵平叛。据说是在李世民出兵前，李渊曾许诺平叛成功后让其做太子。但当李世民杀了杨文幹，平定叛乱之后，回过神来的李渊后悔，绝口不提让李世民做太子的事。
这件事其实很好理解，太子李建成用得着冒灭门的风险造反吗?自己本来就是太子，未来的皇帝，而且也没犯什么错，深得皇帝的信任，常常代替父皇监国，更重要的是皇帝已经是六十多岁了，用不了等多长时间就能实现做皇帝的理想。很显然，造反风险和收益完全不对等，聪明大略的李建成，绝不会干出如此蠢事。
李建成的反击。武德九年(626年)，突厥数万骑兵围攻唐朝北部边城乌城。李建成借此机会，向朝廷推荐李元吉统兵出征，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借着打仗的机会，太子和齐王大做文章，将李世民身边的谋臣武将，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等得力干将，全部召至统兵元帅李元吉的帐下，生死交到齐王的手中。对外作战，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人才将领又都是朝廷的，李世民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反对。
“建成乃荐元吉代太宗督军北讨，仍令秦府骁将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等并与同行。又追秦府账，简阅骁勇，将夺太宗兵以益其府。又谮杜如晦、房玄龄，逐令归第”(《旧唐书》)
这一招，如釜底抽薪，让李世民成了光杆司令。同时，李建成还谋划，选择在李元吉出征的那一天，埋伏死士，借饯行仪式，将李世民除掉。
李世民的放手一搏。太子的这两个动作，让李世民及秦王府的人不寒而栗。于是，开始密谋在玄武门设伏，行刺李建成和李元吉，消灭太子和齐王集团。也许是秦王府的异动，让李渊的情报机关感觉察到了异样的情况。虽无证据，但出于万全的考虑，李渊借太史令夜观天象的理由，将李世民召入内宫质问。
李世民百般否定，百般表忠心。在洗清自己的同时，反咬太子和齐王与后宫嫔妃有染。李渊也许是真的老了，这无中生有的词，居然将信将疑。下诏，明日让三个儿子一同进宫对质。这就给了李世民玄武门设伏的机会。
玄武门是长安太极宫城的北门，是出入皇帝内宫的必经之地。控制了玄武门，就可以直接冲入内宫，控制皇帝。正是由于玄武门的特殊位置，同时守卫玄武门的禁军将领常何，又偏偏已经被李世民收买，成为了秦王的人。所以，李世民与秦王府的人选择了玄武门，时间选择在第二天早上太子和齐王进宫的时候下手。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机缘巧合。
唐高祖李渊
唐高祖李渊的一厢情意
作为一个位六十多岁的父亲，他是多么希望子孝孙贤，子女和睦，家庭和谐，自己可以安享天伦之乐。更何况，前朝大隋血的教训，仍历历在目。隋文帝杨坚在晚年，废除太子杨勇，改立杨广，其结果是杨广谋害父皇，杀害兄弟，皇室喋血。
这样的局面，李渊是千方百计要避免的。所以，在他的心里，自己几个儿子的安排早就设计好了。那就是，太子李建成继承皇位，李世民和李元吉安心做个王爷。正因为心中有如此的安排，在处理太子与秦王的矛盾时，没有坚持原则，没有态度果决，总想着调和矛盾，维持平衡。一方面，按照既定的方略，稳步历练太子治国理政的能力，让太子平稳接位;另一方面，面对秦王不断提升的战功，又只能不断加官进爵，极力安抚。
当两者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他甚至打算以洛阳为中心，将江南的国土让给李世民，让其将来与太子平分天下。
高祖乃谓太宗曰：“观汝兄弟，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竞。汝还行台，居于洛阳，自陕已东，悉宜主之。仍令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旧唐书》)
这是多么不成熟、不切实际的想法，一国能有二主?一山能容两虎?如此可见，再伟大智慧的人物，在处理自己的亲人时，总会犯糊涂，思路不清楚。
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的事后真相掩饰
历史从来就是胜利者书写，成王败寇，古今皆然。玄武门之变的胜利者是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顺利登上皇位，成为大唐的第二位皇帝唐太宗。作为最终的胜利者，自然会不断篡改历史，销灭证据，丑化敌人，美化自己。所以，后世留传的许多关于李世民发动兵变，是种种迫不得已的言论和证据，都不可信，至少不可全信。
其中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说李建成为了除掉政治对手李世民，在宴请李世民的时候，在酒中下毒。却因为下毒的份量不够或者是毒药的药性不强，没有将李世民毒死，只是口吐鲜血，有惊无险。以此事来告诉世人，自己发动玄武门之变，完全是为求自保，是多么情不得已。稍动一脑子就能明白，堂堂一国的太子，如果想用毒酒杀人，还有不死的可能吗?
综上所述，秦王李世民发动政变，杀害太子和齐王，用武力夺取皇位，是长期的谋划和既定的目标。因为，不发动政变，他永远也没有机会登上皇位，而打下大半个大唐江山的自己，又决不甘心只做个王爷。至于时间和地点的选择，却是许多偶然因素造成的。所以，李世民谋反是必然，选择在玄武门发动兵变却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