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乾隆时期开始，清朝官场的风气江河日下，卖官鬻爵等事越来越多，已到了不可不管的地步。清廷虽然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都无法遏制住贪腐之风。其中，“议罪银”制度，更是助长了这种风气，而这种风气的助长，无疑使清王朝走向了衰落。
以钱代罪，无疑会使缴了议罪银的官员更加有肆无恐，且录取官员变相的以敛财能力为标准，而不再注重行政能力，这些人为了捞回议罪银的花费，则会变本加厉的加剧底层百姓负担，更是造成社会动荡。以钱代罪，有罪不究，律法变得形同虚设，更是加速了清王朝的衰弱。
该项制度起源于乾隆时期，与当时的贪官和珅密不可分。
议罪银的实行时间并不长，到嘉庆四年(1799年)的时候便被废除了。乾隆皇帝通过此项制度，来惩罚政府官员和腰缠万贯的商人，令他们破财免灾，已达到自己敛财的目的。而官员和商人从中看出了皇帝的贪财，也乐得用钱来买安定，顺便也能向皇帝表明自己对大清的忠心。
清朝的官方文件显示，乾隆十五年(1750年)时，有了第一笔议罪银的记录。但事实上，在这之前，此项制度便已实行了。乾隆二十三(1758年)年，督抚高晋的弟弟深陷两淮盐案。高晋自知事情重大，于是，向朝廷请求，要求将自己严惩，以正人心。
为了表明自己对朝廷的忠心，高晋主动向朝廷上交议罪银两万两以赎罪。可怜巴巴的高晋声称自己暂时无法凑足如此巨款，只能分四年还清，每年交款五千两。乾隆皇帝看到之后，明白高晋的意思是用两万两银子来买平安。这两万两银子进入朝廷后，最终，落在了了乾隆的手中。
乾隆收到银子后，很有默契地放了高晋一马。且乾隆皇帝在大捞特捞之余，还欲盖弥彰地为自己辩白，说：议罪银都用来建造地方工程了。其实，用来建工程的钱还不到乾隆所收的五分之一，其余的全部被他据为己有了。“罚银”则专款专用，主要用于乾隆下江南的专项开支。
乾隆六次南巡，沿途建造了30个行宫，80岁时举行了万寿大典，竟然，没有动用国库里的一两银子，全系“议罪银”开支，并且，内务府还有剩余。但是，如果说议罪银就是乾隆向官员索贿的手段，倒也有点冤枉了他。
乾隆此举，也有他自己的想法。
因为，他主要是向边疆的重臣实行此项制度。边疆环境恶劣，很多有才能的人都不愿前往。所以，如果对边疆犯罪人员执法过严的话，势必会造成边疆无人的局面。出于这种考虑，乾隆皇帝使用议罪银的方式来对他们宽大处理。
可是，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的结果却是南辕北辙了。地方官员为了缴纳巨额的议罪银，往往加大了对民众的剥削。议罪银要的越多，他们就越是欺压百姓。久而久之，官场的风气再也无法挽回了。而几件记录在案的事件，仿佛证明着官员的招权纳贿是经过皇帝允许的。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正月，浙江巡抚李质颖因办事不力被免职。但是，仅仅一个月后，他便被任命为粤海关监督。此官多少人盼也盼不来，可谓是大大的肥缺。李质颖正月丢官，二月走马上任的奇观，正是因为他情愿向清廷缴纳巨额的议罪银。
乾隆收了银子之后，巧妙地命他管理海关，正是让他以管理为名大肆敛财。其中的种种微妙之处，非常值得细细品味。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政府官员全德被革职查办。全德深谙官场之事，他立即向皇帝上书，表示要上交给朝廷十万两银子来为国家做事。乾隆同意了他的请求后，马上下旨对他宽大处理。全德看到此招奏效，又在次年向朝廷缴纳了几十万两银子。
当然，全德的银子没有白交。这几十万两银子不仅解除了朝廷对他的惩戒，还得以继续留任。留任之后，全德自然是大力敛财，以此来找回这几十万两银子。而乾隆让他留任，自然是默许了他的这一做法。
朝廷的官员们对这种君臣之间的交易心照不宣，不少人都照猫画虎，凭借这种交易来免除祸患。但是，内阁大学士尹壮图一直冷面旁观，还请求取消这一制度。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他向皇帝上书，请求将这一制度废除。乾隆皇帝表面上称赞了尹壮图，可是，实际上并没有按他说的去做。尹壮图见状更进一步，请求皇帝派大臣去各地调查，看地方官员是否有贪腐的行为。乾隆皇帝见他不依不饶，就派官员去各地公开调查。
一听是公开调查，各地的官员无不感到可笑。这不正是给自己时间，让自己好好准备吗?
这次调查的结果可想而知，各省的官员无不自律廉洁，两袖清风。看到皇帝如此行事，纵是尹壮图也心灰意冷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皇帝令尹壮图回家归养。尹壮图此时已经毫无改变朝政之心，他坦然遵从了皇帝的旨意，大步流星地离开了朝廷。
自此，朝堂之上已经没有敢对议罪银说不的官员了。
参考资料：
【《论乾隆时期议罪银制度与罚俸制度的区别》、《正说和珅乾隆不杀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