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烽烟四起、天下大乱，曹操乘势而起，迎献帝于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平北方群雄，降服乌桓等异族，三分天下有其二。故曹操在《述志令》曾豪言道：“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虽终身为汉臣，在夏侯惇劝进之时，曹操却言“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并打破汉室“非刘氏不王”的惯例晋爵魏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为曹魏代汉解决了最关键的一环。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打下来的江山，总是要传给后人的，谁来接班，就成为曹魏的头等大事。
曹操
曹操一生杀伐果断，唯独在继承人的选择上犹豫不决，迟迟不立嗣。最有资格接班的嫡长子曹昂在建安二年(公元197年)亡于宛城;最喜欢的幼子曹冲则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夭折。其他诸子大多平庸，不堪重任，比较有希望的是继室卞夫人所生的曹丕、曹彰、曹植三兄弟。
曹彰“好为将”，虽猛过人但是不好读书，只有匹夫之勇，所以早早地被曹操排除出了接班人的行列。而曹植才高八斗，深得曹操的赏识和宠爱，“几为太子者数矣”，却因”任性而行“，被曹操所不喜，在夺嫡之争中败北，成为了曹丕上位的陪跑者。
曹丕
那么曹丕究竟有什么样的优势，才能使得其在与曹植的夺嫡之中胜出，荣登太子的宝座。
首先，按照当时的礼仪制度，立嫡立长是传统，这有利于内部稳定。曹丕是曹操事实上的嫡长子，长子继承父亲的事业是很自然的，天然受到大臣们的支持。在接班人问题上，曹操私下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崔琰言“《春秋》之义，立子以长”，毛玠道“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覆宗灭国”，邢颙说”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等，都认为立嫡以长天经地义，嫡庶不分后患无穷;而贾诩更是”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因此曹操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曹氏三父子
其次，曹丕精通权术，为人处事有手段。十岁就开始跟随曹操征战天下有军事实战经验，且在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就担任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对政治事务有自己的看法，有治理国家的能力。而且曹丕在贾诩的建议下，以“孝道”视人，”矫情自饰”，城府极深，处事圆滑，善于收拢人心，因此“宫人左右，并为之说”，得到了曹操大部分文臣武将的支持，没少在曹操跟前夸曹丕。这给曹丕加了不少印象分，这对曹丕是一大利好。
再次，曹丕得到了世家大族的支持。由于曹操唯才是举，大力提拔寒族，缓解对世家大族的依赖。在夺嫡之中，谯沛寒族支持曹植;而世家大族则在儒家思想和利益分配的影响下支持曹丕。在立嗣的关键时候，朝中曹丕的支持率远远高于曹植，荀彧、崔琰等世家领袖纷纷为曹丕说话。同时，颍川世家作为曹魏文臣体系中的巨人，虽未明确站队，但明里暗里都偏向曹丕这边，为曹丕增色不少。所以在曹丕上位之后，就推出了陈群建议的“九品中正制”，是世家大族共治天下。
曹丕
最后、曹植的任性行为让他失去了机会。曹植虽有才却天性过于自由，”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给曹操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植借酒兴“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曹操大怒之下“公车令坐死”和“重诸侯科禁”，使得曹植日渐失宠。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围攻襄樊情势危急，曹操要曹植带兵支援曹仁，结果召见他的时候，曹植酩酊大醉不能受命出征，致使曹操是“悔而罢之”，失去了其东山再起的最后机会。所以说，曹植的失败，很大原因是因为自己。
曹植
在天下未稳，曹魏也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从治国大计上考虑，身为长子的曹丕是最佳的选择，事实也证明曹操的选择是正确的。曹丕称帝之后，继承了曹操统一山河的志向，坚持集权原则，制法削藩，全力整肃朝纲，禁外戚宦官干政，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又与民休养生息，政倾惠民并复兴儒学，促进了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