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古代官僚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宋代继承了隋唐以来成熟的官职体系，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良，使得宋朝的官场变得更加复杂，官员之间的关系也更微妙。正是在这种官僚制度的大背景下，王安石等人提出了变法主张，裁汰冗官，富国强兵。
北宋官场里有一个官职长期饱受争议，这个官职一方面有利于北宋政权的稳定，另一方面也给宋朝带来了很大隐患，它就是“通判”。看过宋朝题材影视剧的人估计对这个官职都比较耳熟，那么通判到底是什么层次的官员，权力有多大呢?
很多人听到“通判”这个称谓，首先想到的是刑狱类的官职，其实这只说对了一部分。在大部分朝代中，凡是官职中有个“判”字的确实基本都属于刑狱体系。
但北宋的通判是一个例外，它的内涵非常丰富，除了刑狱诉讼事务外，还有权力过问粮食运输和水利工程，以及田产物权方面的事情。
这些政务都是直接关系到民生的大事，如果处理不当，会产生各种社会问题。如果只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通判似乎和知府知州一样，都是地方大员。实际上问题并非这么简单，通判的权力远大于官方描述。
首先，通判是总览全局的官职，事无巨细都可以过问。宋朝对于地方上的规定比较细致，知府知州和通判都是地方上位置最高的官员，为了区分开他们，平常并不在一起办公。三个官职都有自己的办事机构，安排配套的相关办事人员。宋朝地方上的官职一般是文臣为正，武将为副，政务上以文官为主。
宋朝建立后，国内局势比较安定，对外倾向于和谈，原则上不轻易诉诸武力。因此武将在地方上主要是练兵，政务上几乎没什么决定权。通判和武官其实都是辅佐型官员，但通判有权过问粮运等重大事务，是对知州知府的补充。
其次，通判有否决权。假设知府和知州都同意办一件政事，这件事和粮运、刑狱、农田、水利有关，结果通判坚决反对，那么这事也很难办成。《宋史职官志》中提到“复设通判以贰之”。
欧阳修的《归田录》中也提到“始置诸州通判，既非副二，又非属官”。这两句记录说明了一件事，通判虽然级别略低，但却不是知州知府的副手或者属下，它属于位高权重的辅佐型高官，有质询权和否决权。
地方上一件政事要顺利施行，往往需要高官们一致同意。通判不一定参与这件事的谋划和讨论过程，但如果方案出来后，通判反对，这件事就不容易办成。宋朝皇帝之所以在地方上安排这样一个职务，目的就是给地方官找麻烦，不让地方官活得太舒服。因为封疆大吏如果太舒服，就轮到皇帝如坐针毡了。
第三，通判是朝廷在地方上安插的眼线，身后有皇帝撑腰。宋朝建立前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五代十国乱世之所以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唐朝后期对地方政权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宋太祖赵匡胤本身是武将，发动兵变夺权后黄袍加身。赵匡胤本身也属于地方军阀势力，因此他疑心病很重，大宋建立后，他首先不放心武将，解除了他们的兵权。紧接着又担心地方上的封疆大吏拥兵自重，于是采取重文轻武的国策。他又疑心文官也有能力带兵，这可如何是好?
于是他决定安排通判这个职务，安插在地方上监督文武官员，来个三足鼎立。这样一来，通判可以随时向皇帝汇报情况，皇帝能够掌握地方的各种行政信息和人事变动，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
封疆大吏难受了，皇帝就踏实了。因此通判的靠山就是皇上，即使他的行政级别不是地方官里最高的，但话语权却不输知州知府，也没人敢轻易得罪他们。
正是由于通判具有一定的政事询问权和部分决断权，以及皇帝这张金牌令箭，使得通判的权利几乎与知州知府不相上下。通判表面上很少参与决策，却深刻影响着地方的政事，有一种隐形的权力。
宋代皇帝会根据地方的重要程度决定通判的人数，重要州郡会安排两个通判，边境军事重镇至少安排一个。过于偏远且战略价值很低的地方可以不设置通判，由知州知府兼任。
从这个布局可以看出来，通判其实就是皇帝在地方上的化身，权力可大可小，说话可轻可重，越是这样的官职，往往越是深不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