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诗歌大咖宋之问的口碑历来很差，这是因为他做人太不讲究，基本上是谁有权有势就依附谁，哪怕是张易之、张昌宗这样的奸臣也无所谓，不爱惜自己的羽毛。这一点，是没什么争议的，但是笔者想说的是，加在他身上的有些劣迹，其实也有莫须有的嫌疑，是趁机往他头上扣屎盆子。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宋之问的外甥刘希夷写了一首诗叫《代悲白头吟》，宋之问看了赞不绝口，尤其喜欢其中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两句，就想据为己有，但刘希夷不肯，于是宋之问就用装土的袋子将他压死。
这个故事被很多人看成是宋之问一生的重大污点，但实际上，它的疑点很多，可以说是站不住脚的。
关于这件事最早的记载是唐代刘肃的《大唐新语》第八卷，原文是：“(刘希夷)诗成未周，为奸人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刘希夷被人杀害，这是没错，杀他的人是谁呢?请注意这里的用词，是“或云”，就是“有的人说”，这说明唐肃也并不确定，只是有这么一种说法。
《旧唐书》中的刘希夷小传是这么写的：
“时又有汝州人刘希夷，善为从军闺情之诗，词调哀苦，为时所重。志行不修，为奸人所杀。”
这里并没有说刘希夷是被宋之问杀害的，没有把那种未经证实的传言写进来，这是一种比较严谨的态度。
最早肯定宋之问为了夺那两句诗而杀死刘希夷的是唐代的韦绚，但韦绚并没有拿出什么过硬的证据来，所以他的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很可能就是在刘肃所记的传闻的基础上添油加醋。
因为宋之问的名声不怎么好，所以到宋元时期，韦绚的说法慢慢被很多人接受，觉得宋之问既然是个没底线的小人，那么这种事他肯定也是做得出来的。宋代王谠的《唐语林》和徐松的《登科记考》甚至还增加了“以土囊压杀之”这样的细节。
我们从情理上来分析，宋之问写诗是当时的顶尖水平，绝对在刘希夷之上，《代悲白头吟》不见得就比他的高明，他没有理由非要去夺人之美。至于为了两句诗去杀害自己的亲外甥，这个脑洞开得有点大，反正笔者不相信。
正因为如此，后世魏泰、王若虚、王世贞等都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明代的胡应麟一语道破其中的原因：“之问未必作尔许业，人品污下而恶归焉。”他并不相信宋之问会做出这样的事，而是认为因为他人品差，人们就把这种事加在他头上，故意恶心他，这明显是一种“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的心理。
《旧唐书·宋之问传》记载，宋之问被贬为泷州参军后，没多久就逃回洛阳，躲在张仲之家里。张仲之与驸马王同皎等密谋除掉宰相武三思，被宋之问让人告密，结果张仲之、王同皎等人被治罪。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正史都这么说了，应该错不了吧?其实不然，正史也有不靠谱的时候。
首先，在这个问题上，《旧唐书》自己就自相矛盾，书中《王同皎传》就说是同谋的冉祖雍告发的。
其次，从时间来看，宋之问大概是在神龙元年(705年)年底或神龙二年年初从泷州起程前往洛阳，一路从西江入桂水，经灵渠、湘水，过汉江的时候已经是春天，所以他在《渡汉江》诗中说：“岭外音书绝，经冬复历春。”他到达洛阳的时候可能已是春末了。而王同皎等人计划在神龙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即武则天灵驾还京的那一天，劫杀武三思，他们事败被捕肯定在这之前，这时宋之问还没到洛阳。
之所以有这样的联想，可能是因为王同皎等人被杀与宋之问被任命为鸿胪主簿在时间上比较接近，告密说刚好解释了宋之问为什么由一个逃犯而很快就被起用。
但事实上，宋之问这次并不是逃回，而是遇赦被召回的，他的《初承恩旨言放归舟》说得很清楚：“一朝承凯泽，万里别荒陬。去国云南滞，还乡水北流。”这从他的《渡汉江》一诗也可以看出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是一种迫切的心理，而不是逃犯的凄惶。更何况，如果是逃跑，那应该往偏远、安全的地方去，又怎么会选择去东都洛阳呢?
这样看来，杀甥夺诗与卖友求荣这两件事很可能宋之问都没做过。这个答案说出来后，大家别不信。
当然了，笔者不是要刻意替他洗白，而是觉得，虽然他的人品确实有问题，但也应该实事求是，不能随便给他泼污水吧。宋之问太有才了，诗写得真是漂亮，对律诗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人品其实也没有那么不堪。这样一想，我们在读他的诗的时候也许心态就会更平和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