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策·燕策三》中有一段燕太子丹为荆轲送行去秦国刺杀秦王嬴政的描述，后人将这段节选出来冠以新名《荆轲刺秦王》，关于《荆轲刺秦王》我们了解的最多的莫过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以及图穷匕见后荆轲与秦王嬴政二人的对决，在这段对决中有一个细节被许多人忽略，其言：秦王方还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王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复击轲，被八创……
许多人只看到了秦王拔剑将荆轲击伤，却忽略了左右大臣们的话语，由大臣们的话语不仅让人想到历史上的一个现象即皇帝上朝可以佩剑，大臣却很少有人可以佩剑上朝，这是为什么呢?还有通过影视作品我们也可以发现皇帝佩剑上朝也不是每个朝代都存在的，历史王朝越往前，皇帝佩剑的现象就越多，到了明清以后基本很难再见皇帝佩剑上朝的现象，这又是为何呢?
剑在中国古代不仅是杀人利器还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尤其在秦汉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剑在贵族之间出现的频率极为频繁，至于其它阶层也以可以持剑为荣，故历朝王公帝侯，文士侠客，商贾庶民，莫不以持之为荣。不过这种现象到了唐朝以后剑的身份地位不再如以前那样受人重视，在唐朝甚至出现了舞剑这个职业。
至于佩剑文化为何会慢慢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不是如西方那般一直存在于骑士文化中，想来与士族的消亡有关，西方一直有贵族的存在，佩剑就是贵族的一种身份地位象征，而中国到唐朝以后贵族逐渐消失了，这个时候正好也是士族消亡的时间。提到着就不得不提中国的选拔制度了，春秋战国时期和秦汉时期中国的选拔制度是世袭制和察举制，世袭制很容易理解，贵族可以一直是贵族，察举制虽然给予了平民一定的晋升渠道，但贵族这个阶层依旧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的推行更是固化了阶级，以至于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佩剑文化作为贵族身份的象征也在延续。
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普通人进入权力中枢的机会大大增加，门阀政治逐渐失去垄断地位，士族这个阶层开始消亡，伴随着士族的消亡，身为身份象征的佩剑文化也开始慢慢退出历史的舞台。
回归到佩剑文化最盛行的那段时间，前文也提到一个现象上朝时皇帝可以佩剑，大臣却不能佩剑，除非是得到特别的允许，为什么皇帝不允许大臣佩剑上朝呢?又有哪些人可以上朝佩剑呢?
皇帝不允许大臣上朝佩剑的主要原因在于剑的危险性，剑虽然是身份的象征，但也是一种杀人利器，臣子虽然名义上是自己的子民，但皇帝又不能保证每个臣子不会有弑君之心，在这样的前提下哪个大臣可以佩剑上朝，可以说是一种恩宠和荣耀了。
历史上最著名的可以佩剑上朝的名臣莫过于西汉的萧何了，在《史记·卷五十四·萧相国世家第二十四》中记载：高祖曰：“善。”于是乃令萧何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萧何之所以能佩剑上朝在于他的贡献，那么萧何有哪些贡献呢?
萧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这三个方面，其一立国之功，正如刘邦在评价汉初三杰时评价萧何的那样：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寥寥几字点出了萧何在创立汉家天下时的贡献;其二推贤举能，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萧何将韩信举荐给刘邦。其三制定法规，攻占咸阳时的约法三章，汉朝建立后对于汉律的制定等。如此功勋让刘邦在论功行赏时给予他最多的封邑和首功，除此之外为了显示对萧何的格外恩宠，刘邦又给予了萧何两个特权，穿鞋佩剑上朝和入朝不趋。
除了皇帝主动给予大臣佩剑上朝的荣耀外，还有一种情况是被动的这时皇帝自身难保，权力被权臣掌握，权臣为了突出自己的特殊性会向皇帝索取佩剑上朝的特权，这类人物在历史上就比较多来了，比如曾拥立东汉三位皇帝的外戚梁冀，废汉少帝立汉献帝的权臣董卓，以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等都是如此。两汉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门阀政治的加持，佩剑文化依旧盛行，伴随着动乱，这时的权臣大多都会向皇帝索取这一特权。
总结起来在佩剑文化盛行的时代，作为身份象征的佩剑，每个阶层都以可以携带佩剑为容，但由于阶级差异的存在，在朝堂上携带佩剑对大多数人而言依旧是渴望而不可求的。
参考资料：《战国策·燕策三》
《史记·卷五十四·萧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