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的失败，的确对清廷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不但天朝上国的帽子再也无法戴下去了，而且还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与此同时，士大夫阶层也开始全面反思清廷的政治制度。
事实上，当时就有人主张与日决战，然而有更多人并不赞同这种非理性的做法，因为军事斗争是政治的延续，军事失败的前提是后方的政局吃紧。
政治失败的根源在于两场不同的改革。
清廷在1860后开始推行洋务运动，而且这场运动是由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堂等地方督抚发起的，朝廷只是给了他们政策支持。
由于洋务运动的思想主旨是“师夷之长以制夷”，当时清朝上下都认为自己的制度是最完美的制度，只是武器不如洋人而已，根本没有制度改革的动力和决心。
而日本从1873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却是一次全方位的改革，其思想主旨是脱亚入欧，通俗地讲就抛弃以清廷为标志的政治治理模式，引入以英美为主导的民主模式。
甲午战争就是这两种模式的较量，清廷的失败就是较量后的结果，因此清廷的失败是注定的，与迁都与否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国与国之间的较量最终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是智者之间的较量，更是民众素质的较量。
由于清廷奉行的依然是秦始皇的制度，而秦制又与法家思想是一对难以分割的孪生兄弟，因此法家的弱民政治仍然是清廷的统治思想。
法家的弱民理论就是要将民众改造为贫穷、懦弱、愚昧和毫无尊严的奴隶，因此当清廷在批量生产阿Q和孔乙己的时候，而日本人却在开发民智。
清廷用阿Q和孔乙己能抵御外敌吗?结果不言而喻。
李鸿章在当时的列强中，被视为唯一能够与洋人一较长短的人，然而他的眼光和心胸并不足以让一个古老的帝国起死回生，因为他没有认识到清廷的制度短板，而日本的维新人士却清楚地认识到了清廷的致命威胁，所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之间的较量早已高下立判。
如果仅仅从军事上来看，清廷选择与日本决战，其实胜负已决，日本的财政已经枯竭，根本无法支撑大规模的战争，只要清廷能意识到持久战的作用，日本最终极有可能会是拖不起的一方。
然而清廷的内政并不允许这么做，它最担心的并不是外患日本，而是隐伏在国内可能的反对势力，它怕有人会趁外敌入侵的机会，举起反抗满清统治的大旗。
这就是专制政权的必然逻辑，宁可灭亡，也绝不容许“卧榻之侧，有他人鼾睡”，也是“量中华之物力，与国之欢心”，“宁与外人，不予家奴”等等变态思维的来源。
清王朝和其它王朝一样，先天性地把国家当作八旗子弟的私人花园，把汉人当作为满族服务的奴隶，这种以剥夺汉民的自由和权利为手段，以削弱汉民为目标的政治，当然不会得到汉民的拥护。
从以上观点来看，甲午之战若是满清发动全面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会拖垮贪心不足蛇吞象的日本，但自信心不足的清廷根本不敢放手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