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所谓的“奸臣”，则是指对君主，逢迎献媚，迎合溜须，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自私自利，从不大公无私的提醒警示，不忠于君主;欺下瞒上，对下百姓为己利益打击报复、横征暴敛，滥杀无辜。甚至弑君杀臣，弄权误国营私、残害忠良之臣。
中国历史数千载，宋朝的奸臣却最多，且都很出名。除了以大奸臣蔡京为首的“北宋六贼”以外，还有李邦彦、张邦昌、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留梦炎等多人。都知道，奸臣之所以可恨，不仅在于他们陷害忠良，残害百姓，还侵占国家财产，造成国家利益的损失。
而且，这些奸臣们，结党营私，霍乱朝纲，他们为了一己私利，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面对外敌，他们不主张反抗，却委曲求全，妥协退让，奸臣内部相互勾结，让国家的贫富差距急剧加大。此外，官场上的奢靡之风盛行，没有报国之心，只想着升官发财。
其实，宋朝在历朝历代中，经济是最繁荣的时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对这种繁荣进行了惟妙惟肖的描绘和再现。
然而，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给百姓带来实惠，还没有使百姓变得富足，因为，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惠泽万民。此外，这种表面的繁荣背后，却带来了土地的不断兼并，大量农民破产，贫富差距加大。当时，宰相成为了大地主利益的代表，不仅组成了瓜分民脂民膏的一大集团，还占有了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成果，使得官僚成为全社会最富有的阶层。这其中，宰相则成为了整个利益集团的最终受益者。
可见，在社会经济畸形发展的宋代，贫富差距突出，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而朝廷则对这种情况视而不见，甚至，没有一个好的办法，也没有制定相应有效的措施，以控制这种贫富差距的拉大，来抑制豪强的扩张。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从宋朝开始，农民起义在各地时有爆发，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
而且，在这些斗争中，宰相又被称为“维稳活动的总指挥”，始作俑者成为了冲突的解决者，看似非常讽刺，但的确就是这样。
此外，面对这种此起彼伏的动荡，宰相们既想着一手遮天，又想着表面和气。所以，他们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必须用到那些勾心斗角的计量，比如：尔虞我诈、欺上瞒下、结党营私、打击报复、栽赃构陷等一切阴谋手段。由此，通过这样的千锤百炼，让一代代大奸臣百炼成钢，横空出世。
并且，两宋时期的基本国策，都采取的是韬光养晦的办法。一直以来，外敌虎视眈眈，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宋朝的统治者们并没有采取积极的对抗政策，而是事事躲闪，始终抱着妥协退让的原则不放。别说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就算是被人逼到墙角，都是接连告饶，连一点奋起抗争的豪气都没有。
因为，他们面对强敌的唯一办法，就是“议和”，主张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各种争端，哪怕是别国的侵略，也是以和为贵。而且，大宋的所谓“议和”就是实行免费赠送，只要外敌不来侵犯，喜欢什么就给什么，要什么就给什么，不断给外敌送钱送物，以求一时苟安。
因此，从北宋末期到南宋与金、元的“议和”，除了输送钱物之外，还不断送去土地，最后，将大好河山全部送完了。
此外，在宋朝，宰相主持内政外交，因此，他们在“议和”的舞台上，有着非常广阔的表演舞台，有足够的发展空间。也由此，给他们成为卖国求荣的大奸臣提供了非常多的“机会”，促使他们堕落。
历史上，秦桧、史弥远等多个宰相都亲自担任过议和使臣，主持过相关的议和事宜，赔过钱，给过地，送过好多好东西，来换取表面而短暂的“和平”。而且，宋朝的统治者们，还利用严密的科举制度，以及与朝廷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导向，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束缚，直接钳制住人们的行动。
所以，也催生出了宋朝的儒学思想。在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求学、做官，不是为了改变国运，治理天下，改善民生，而是为求官发财。像秦桧、留梦炎等众多宰相，都是进士出身甚至状元及第，但最终，却沦落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奸臣、卖国贼，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此外，在宋朝，另外一种繁荣则体现在诗坛上。
正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时，国家的命运多舛，使很多诗人只能通过诗作来抒发自己内心的忧国忧民之情。在这些诗人身上，依旧保留着传统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创作出了许多光照千秋的篇章。但从朝廷自上到下的整体思想引导下，多数的知识分子已经变得“不务正业”了。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一个国家的兴衰与先进的思想，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当这些本应该有着先进救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们，不再关心国家民族，而把当官作为满足自己醉生梦死，实现享乐生活途径的时候，这个国家必然要走向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