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科举主要分为两种，贡举和制举。
一、制举
制举也称为制科。《新唐书·选举志》中载：“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制举是由皇帝颁布举行的，目的就是为了选拔有杰出才能的人，考试地点一般在皇宫内，有时也设在皇帝巡幸之处。
制举考试最初为口试，后改为笔试，一般情况下皇帝会亲临现场。制举是皇帝位选拔“非常之人”而设置的特科。制举的科目繁多，主要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学宏辞等科。制举在武则天、唐玄宗时期最为兴盛，后来逐渐衰落。
制举是为了选拔有杰出才能的人，所以重在考察应试者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唐代制举及第者多有杰出的政治才能。制举及第后的待遇也要比贡举高。制举及第且成绩优秀者当即授予官职，成绩差的人也可以获得出身，即所谓的官资。
二、贡举
贡举，又称常科。唐代贡举考试考生有两个来源：一是由州县举送的贡生。乡贡是考生自己到所在州县报名，通过州县举行的考试后，再由州县举荐到礼部，参加贡举的考试。
唐政府对这类考生的品德有一定的要求。凡迹涉轻狂、兼亏礼教，或曾受到官府触发，虽薄有词艺，均不能参加考试。只有那些通晓礼教、品学兼优、未受过刑事处分的读书人，才允许参加县、州两级考试，然后参加礼部的考试。
另一类是学馆生徒(主要是“六学二馆”的生徒)，他们经学校考试后，成绩优异者被选送参加礼部考试。每年这两类考生的人数都由政府确定，其中各考试科目人数、各州府县赴考人数也有具体规定。每隔一段时间，政府会根据各地人口的消长情况和官吏队伍的状况以及考生的素质进行相应的调整。
明经科
明经是唐代贡举的重要科目之一。
关羽明经考试的内容，《新唐书·选举志》中记载：
“凡明经，先贴文，然后口试经文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亦为四等。”
由此可知，明经考试的内容包括贴经、经义问答及时务策。
唐初明经考试主要考时务策。由于参加明经考试的人不研读经书，只是熟读、背诵一些对策文章，缺乏对经书大义的了解，没有治理国家的政治才能，因此，唐高宗下诏规定明经考试需加试贴经，贴经通过后才可以考时务策。后来贴经多考察孤僻字句，失去了选拔人才的作用，于是明经考试中又加上了经义问答。
唐代科举考试中，明经考试主要考察应试者熟读、北宋儒家经典原文及注释的能力，而进士科考诗赋，重视应试者的文学才华。因此，堂弟啊文人普遍重视进士科而轻视明经科。在唐代科举史上，明经科的地位不断下降，而进士科的地位不断上升。
进士科
唐初进士科考试只试策，并不试文，后来又增加了贴读、贴经和杂文等形式不一、不够规范的考试项目，但不固定。永隆二年，朝廷颁布了《条流明经进士诏》，规定了“进士试杂文两首，识问律者，然后并令试策。”杂文成为进士考试的法定项目。
杂文“谓阵铭论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际。”
一定程度上而言，进士科杂文用诗赋，对唐诗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开元之后，唐朝科举和文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时海内和平，士有不由文学而进，谈者所耻。”因此到了唐玄宗天宝之时，增加了进士科的难度系数，科举以文词的优劣来决定取士与否，使得天宝年间形成了行卷与纳卷的风尚。
唐代进士科一直到了唐文宗太和七年才停止了诗赋。进士科开始试议论，不试诗赋。改革的原地大概有这么两点，其一是应试者所作诗赋追求浮艳，不切实际，为世人诟病，其二是皇帝觉得当今天下士人不通经术，不读经典，专门一个心思去写诗赋了。
虽然唐文宗下诏要求停诗赋，但据考证，在实际考试中根本没有执行过，一直到了晚唐，进士科依然考诗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