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世纪，成吉思汗率领他强大的骑兵军团建立了蒙古帝国，这个令人生畏的帝国版图曾囊括了整个中国和俄罗斯，甚至把中亚、伊朗和伊拉克也纳入它的铁血统治。
13世纪蒙古骑兵深入云南和缅甸，进入鼠疫杆菌感染区。鼠疫已经在当地存在了几个世纪，当地居民长期保留着预防传染的习俗。但蒙古军人无视预防措施，不经意地让该病突破了以往的地理界限。蒙古骑兵的快速机动，为鼠疫扩展自己的活动疆域创造了机会，受感染的老鼠也可以偶尔进入骑兵装满掠夺物的马鞍袋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按照传染病的发展逻辑推断，蒙古人入侵云南—缅甸地区不久，便无意间把鼠杆菌带回草原，在那里的啮齿类动物群落中落户，由此开启了长期的传染模式，沿着大草原不断扩张。
在蒙古帝国庞大的版图上，统治者建立了发达的通信和商业网络，他们的信使日行百里，马匹接力可以连续奔跑好几周，他们的商队和军队在广袤的土地上畅通无阻，将广大的地域联为一体。蒙古人开启的广泛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
许多人的长途旅行都跨越了文化或瘟疫的原始边界。古代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丝绸之路，以一连串的绿洲作为跳板，横穿中亚沙漠。不断向北拓展的商队贸易网络和军队把新的疾病带到大草原，其中极有可能包含鼠疫。
1346年，鼠疫突然爆发于一支蒙古军队中，当时他们正在围攻克里米亚的贸易城市加法。军事行动和商业活动同时加速了瘟疫的传播，1353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历史上的灾难期。鼠疫与汉人反抗蒙古统治的战争结伴而行，至1359年，中国人口减少到6500万，而蒙古人入侵之前中国拥有1.23亿人口。
鼠疫以其对人口造成重创而闻名，只有当地所有人都死亡或逃走才能阻断传染链条。蒙古人的衰落，与鼠疫蔓延不无关系。有人甚至提出，鼠疫的流行是颠覆蒙古军事力量的真正因素。
因为遭遇了烈性传染病的草原人口受到重大损失，强悍的蒙古骑兵失去了来自故乡的兵源补充，他们在中国、波斯和俄罗斯的军事霸权再也无力维系。对于纵横亚欧大陆的统治者来说，正是大草原的瘟疫，加速了他们衰亡的过程。
与蒙古军事力量同步衰落的还有草原上的中心城市。这些商业城市在14世纪初就已经相当繁荣。伏尔加河沿岸城市的毁灭，世人往往归咎于贴木儿的残暴无情。然而统治者的残暴并不稀奇，如果拥有人丁兴旺的农村基地，可以随时从中吸收新居民，被毁掉的城市就有条件迅速恢复。
事实上，经历了贴木儿的烧杀抢掠之后，小亚西亚和印度的城市就是这样恢复的，但西部大草原上的城市却一个个消失了。那些繁荣的城市，发迹于完善的交通和商业网络。遭受鼠疫重创之后，商人和手工业者迅速减少，商业凋敝，统治者失去了庞大的税源收入。兵源急剧减少加之财力匮乏，终结了蒙古人的铁血统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蒙古人自己建立的能够快速移动的军队，以及发达的商业网络帮助了鼠疫的传播，导致大草原的臣民和商人陷入灾难，从而颠覆了这个强大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