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晚上，曹操到底干了什么?在《三国志》中，有3种答案。
三国志分为两部分，一为陈寿的正文，二为裴松之的注。
陈寿正文并没有提到这件事:
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
裴松之的注引用了3种说法，各说各话。
第一种说法是《魏书》提供：
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在这种说法中，吕伯奢没出场，曹操只杀了吕伯奢的儿子和宾客。杀人原因也不是多疑，而是防守反击。
按照这种说法，曹操只是个受害者，吕伯奢的儿子贪图财物，被杀只是咎由自取。
第二种说法是《世语》提供：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在这种说法中，吕伯奢还是不在家，被杀的还是吕伯奢的儿子。然而曹操杀人的原因却变成了怀疑别人图谋自己。
按照这种说法，曹操是有过错的，他并不确认对方是要图谋自己，仅仅是有嫌疑，就动手杀了人，杀人之后直接离去。
第三种说法是《孙盛杂记》提供：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这种说法与上一种说法差不多，但是增加了两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是“闻其食器声”，曹操因为这个原因怀疑别人要杀他。
第二个细节是杀人后的反应。曹操并非潇洒离去，或者一把火烧了。
他杀人之后的反应是“凄怆”，可以看出颇为难过。
至于为什么“凄怆”，则可以从他说的话看出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这句话体现了曹操的矛盾心理。在听到“食器声”时，曹操也许已经明白，对方可能要杀自己，也可能是想设宴款待自己。
如果不采取行动，那么有可能对方真想杀自己，会陷入被动，这就是“人负我”。
如果采取行动，则可能错杀一心款待自己的故交，这就是“我负人”。
然而，人心在利益面前经不住考验，曹操不愿意博这种概率，他选择了快刀斩乱麻：杀了再说。
这就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杀人之后的曹操可能也稀里糊涂，他没有得到对方要杀他的实证，也许能排除对方杀他的嫌疑，也许排除不了。
他不后悔，再来一次也会这样，但是悲怆的心情是免不了的。
陈寿没有提这件事，在裴松之的注中，却有三种说法，各说各话。然而哪一种靠谱呢?
陈寿是故蜀之人，离那个时代近，能接触很多史料，亲自探访很多尚存活的人。
然而，陈寿作《三国志》，是在三家归晋之后。晋承魏，为了晋为正统，魏必须为正统。
在这种情况下，陈寿的《三国志》并非不偏不倚，其立场与《三国演义》相反，是尊魏的，有所曲笔是难免的事。
裴松之和陈寿有点不同。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已经是刘宋时候，刘宋承东晋，与三国隔得稍有点远，又不是太远。
裴松之能看到不少陈寿看不到的资料，更重要的是，他不用受到立场的局限。
然而，裴松之的注并不能直接看，需要辨析。
裴松之喜欢“备异”，是肉就当碗里来，至于是烂肉还是好肉，后人自己挑。
让我们分析一下这三块“肉”。
第一种说法来自《魏书》，其与二十四史的《魏书》并非一本，也并非《三国志》中记载曹魏的那卷魏书。
这里的魏书，作者王忱，属于官修史书，有人评价这本书：
多为时讳，殊非实录。
基于其立场，有很大嫌疑是在帮曹操推卸责任。
陈寿撰写《三国志》正文时，参考了《魏书》，但是没有选这段。除了其相对军国大事无关紧要，可能也有觉得有难以辨析的因素。
第二种说法来自《世语》，其并非《世说新语》，因为《世说新语》比裴注还晚十年成书。这里的《世语》作者是西晋的郭颁。
从时代上讲，相对于王忱作《魏书》时候，郭颁的创作环境要宽松很多。并且郭颁的作品，只是名人轶事，并非官史，受的限制也没那么大。
第三种说法来自《孙盛杂记》，从名字就能看出，这并非官史。其实际是东晋的著作。从创作时代来看，他相比陈寿、王忱、郭颁受的限制都少很多。
但是，其细节过于具体，仿佛身临其境，倒有点《史记》的感觉，反而让人觉得是不是作者的虚构。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总体上不矛盾，都是说曹操因为多疑杀了人，二者的区分，就在于曹操杀人后的表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只能说曹操有很大可能杀了人，有可能真的对不起吕伯奢。但是，他杀人后有很大可能并非洋洋自得。
只能说，曹操是个嫌疑犯，事实的真相已经掩埋在历史的尘埃里。
然而，当罗贯中看到这段记载，他灵机一动，改了两个地方：去掉了“凄怆曰”，又将曹操的两句话扩成了“天下人”：
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于是，奸雄的形象跃然纸上，曹操的这个行为，也被定格为杀人后不知悔改，朝着陈宫得意洋洋地宣扬自己的价值观。
因此，曹操一下子从嫌疑犯转正为确犯，罗贯中要背很大的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