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天命七年广宁之役后，明金之间开始进入对峙状态。后金内部政局也比较乱，努尔哈赤为了稳定内部而疲于奔命，局面每况愈下，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多疑好杀的努尔哈赤开启了一段对辽东汉民的血腥统治。
努尔哈赤称汗之后，一直以赫图阿拉为统治中心，到了天命六年(1621)，迁都辽阳，兴建东京城，之后又于天命十年(1625)三月，迁都沈阳，逐步将统治重点放在了辽东。
迁都意味着将八旗系数迁往辽东，这就涉及到数十万女真军民的安置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后金开始圈占了三十万顷田地和在相当多的地区实行“满汉合居”政策。
努尔哈赤虽然明面上表示“诸申、尼堪俱为汗国之人”，但八旗女真皆以征服者自居，任意掠夺汉民牲畜家禽，奴役汉民男女。为了安抚女真八旗自己人，势必以牺牲汉民的利益为代价。
在辽东被女真抢掠的汉民，自然开展了不屈不挠的反抗，他们配合明军，从宁锦一线、海边诸岛以及朝鲜不断打游击战，并且派遣大批间谍渗透到辽东对旧日官员士绅进行策反活动。
努尔哈赤为了处理这些问题疲于奔命，再加上迁都之后辽东天灾频仍，这一切不利因素使得后金统治区内民情汹汹。频繁的战争又加重了汉民劳役、兵役负担，满汉官吏的贪婪纳贿，刚刚新生的后金政权吏治迅速崩坏。
此前努尔哈赤实行的以分田为核心的“计丁授田谕在这种局面下很快成为一纸空文，汉民既没有足够的土地，又无起码的时间保证务农(服劳役、兵役)而后金的地盘上商品经济落后(粮食都不够吃了)，更加不能出来打工，生计失去了凭借。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社现实，原先的制度明显是不能够处理得了的，因此努尔哈赤很头疼，心情很郁闷，很暴躁。而人以暴躁，就容易出昏招，干出一些相当不理智的事情来。
恰在此时，也就是天命六年七月，镇江等地的汉民与明将毛文龙内外呼应，袭取镇江、汤战、险山等城堡，捕杀后金游击佟养真。努尔哈赤十分生气，对自己统治下的汉民恼怒不已，遂立即发兵屠杀镇江地方汉民，将俘获12000余人全部发配为努。
到了天命八年(1623)，来东海沿海地区人民与明朝通谋叛逃，为此，努尔哈赤强迫迁移那里的民户，屠杀复州汉民，掳掠夺子女牲畜分给八旗。对于其他地区的汉民，也集中于屯堡之中，加以监押。
努尔哈赤虽然任用了部分汉官，但猜忌很深，他任用的汉官，只选择那些十分仇恨明朝、能够充当镇压汉民的爪牙为标准。统治越残酷黑暗，人民的反抗越激烈，后金的统治地位也因此日益虚弱，努尔哈赤也开始气急败坏，对“多疑过杀”也愈演愈烈。
他下令强制汉官连同其亲属居于沈阳和辽阳;严令汉兵、汉民不得私藏吴起;奖励告密，对诬告“叛逃”者不予反坐;严惩逃人及容隐逃人者;取消汉民与满人在律法上的平等地位;甚至把没有粮食的贫民视为敌人，加以逮捕杀害，这也就是所谓的'杀穷鬼“。
这种倒行逆施自然激起了辽东汉人的普遍地正义反抗，随着反抗越来越多，到了天命十年(1625)十月，努尔哈赤变本加厉，竟然直接下达公开屠戮汉民，与后金敌对的士绅们首当其冲，幸免于难的汉民一律被强制编为庄屯，分给八旗诸贝勒、大臣及各级将官为努。
辽东“大屠杀”一直持续到天命十一年(1626)老努病死，皇太极在八旗诸贝勒拥戴下即汗位后才结束，倘若不是皇太极，或许这一系列对汉民的迫害还会持续下去。也正是因为皇太极成为了后金领导人，才使得这个野蛮的政权发生了蜕变，拥有了争夺天下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