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个机构往往被我们忽视，因为在他之后出现的内阁和军机处对我们的影响太深，殊不知，在军机处成立之前，朝廷真正掌权的才是议政王大臣会议。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初中枢机构中颇觉特色的一种制度，早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努尔哈赤为了审理国家大事，选出了正直贤明的大臣八位，又配以不吃酒、不贪金银的四十名理事官，共同组成了一个处理本族内部民刑事务的会审决议机构。
此后，随着金汗国的建立和统治区域的扩大，共同议事的形式发展成为议政制，并出现了议政大臣的头衔。他们与诸贝勒一起，辅助努尔哈赤。
到了皇太极时期，议政制又有所变化。他先在每个旗主贝勒下设固山额真一名，与诸贝勒同坐参预议政，接着于崇德改元后，更定宗亲封爵位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重新加以封赐，并把爵位较低的某些贝子也吸收进议政处，大大降低了主旗贝勒在议政中的支配作用。
当时，一般政府事务已有新设六部承担，需要议政王、贝勒、大臣讨论的，限于出兵作战和有关满洲王公大臣的刑事案件。他们开会时，都由皇帝在场，并当时做出决定，间或皇帝不在时，得经奏清批准后才算有效。
经过皇太极的改造，议政王大臣会议已经掌握在皇帝手里，为其忠心服务的一个工具了。
清统治者入关以后，面对着一个由汉族为主体的人众地广的旧明统治区，事务繁杂，矛盾交集。为了使满族上层能步调一致地对付新局面，同时也加强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
当时，很多满洲王公大臣，甚至包括八旗蒙古的固山额真和某些八旗汉军大臣也被吸收了进来，商讨的事务除议定军事方略、审断刑狱之外，其他像政府建置、法规章程、民族关系，以及奉旨甄选官员都包括在内。
在此期间，与之相辅而行的有大学士和九卿、翰詹、科道会议，但起主导作用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他们“每朝期，坐中左门外会议，如做朝仪。”这也反映了顺治、康熙时期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势之盛。
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扩张，必然会对皇权造成影响。而且这种清一色的由八旗王公大臣把持政务的做法，也挫伤了汉臣在政治上发挥更大作用的积极性，不利于清朝的政权建设。
康熙中期以后，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和康熙帝在处理政事方面趋于成熟，便着手抑制议政王大臣的权力。他借着一些宗亲贵族病故或因罪削夺的机会，缩小乃至停罢了诸王参与议政的资格，接着又令诸王、贝勒府的长史、闲散议政大臣撤出议政的圈子，使议政大臣会议只得称“议政大臣会议”了。
不过在涉及边疆事宜和重大军事行动，皇帝还常常要他们进行讨论。这是因为在关乎军务和民族、国防关系方面，清朝统治者不愿让汉官过多地参与进来。
雍正是个事必躬亲的皇帝，加上他的政敌中，不少就是康熙晚年的议政大臣。所以在雍正年间，议政王大臣会议更进一步遭到冷落。特别自军机处成立以后，许多本该议政大臣集议的用兵和处理边疆民族的事情，都归军机处承旨直接办理。
所谓议政王大臣，已演变成奖赏满洲勋臣贵胄的一种虚衔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乾隆帝下旨：“国初以来，设立议政王大臣，彼时因有议政处，是以特派王大臣承充办理，而满洲大学士、尚书向例俱兼议政虚衔，无应办之事，殊属有名无实。朕向来办事只崇实政，所以议政空衔不必兼充。”
议政王大臣会议前后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兴衰变化，从此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