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唐高宗将在感业寺出家的武则天迎入宫中，先拜其为二品昭仪，不久又立为一品武宸妃，到公元655年时，又册立其为正宫皇后。短短数年，武则天一跃成为正宫皇后，其升迁速度可谓惊人。
在唐高宗废黜王皇后和册立武则天的过程中，曾遭到两位重臣的坚决反对，那就是褚遂良和长孙无忌。他们是唐太宗李世民临终时选定的辅政大臣，堪称股肱之臣。然而，这两位唐王朝的核心人物，却因反对武则天升迁而遭到贬黜，一个含恨而终，一个被逼自尽。
长久以来，人们都觉得褚遂良和长孙无忌的失势，是因为他们妨碍了唐高宗立武则天为后。此说虽然大体与事实相符，却忽视了隐藏在事件之后的真相：两人的牺牲实际是皇权与相权矛盾激化的结果。
素有胡人血统的李唐统治者，受封建纲常的约束较少，因而使得唐朝的社会风气也相对开放。因而在李治迎武则天再度入宫时，并未遭受太大阻力。而且当时正宫皇后王氏与萧淑妃争宠，为讨好唐高宗、打压萧淑妃，还主动赞同立武则天为二品昭仪。不过，即便皇室将此事看得淡漠，可朝臣却绝非一概如此。
褚遂良和长孙无忌都是饱读诗书的大儒，同时又都是追求先帝东征西战的功勋，而且长孙无忌还是皇亲国戚、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在唐太宗临终前，选择他们二人辅佐李治，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想着将自己的治国理念继续推行下去。
不过，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继位之初，自然会对前朝遗老尊敬有加。然而，一旦皇位坐稳，也就不会再那么温文尔雅了。这一点，在唐高宗李治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当初唐太宗驾崩的消息传来，李治难过地露着舅舅长孙无忌痛哭流涕，简直像个泪人一样。可几年后，当有人诬告长孙无忌谋反时，唐高宗却翻脸不认人，让长孙无忌的政敌前去负责审理。这足以见得，是唐高宗先放弃了辅政大臣，而不是辅政大臣背弃了唐高宗。
在李治册立武则天的事件中，皇权与相权矛盾开始显现。由于褚遂良、长孙无忌等人坚决反对，使得唐高宗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才忍痛贬黜他们，甚至与之决裂。
皇权与相权之争，曾沿袭了千百年，直到明清时才得以彻底解决。唐朝初期，为了加强皇权，推行三省六部制，以分化相权，令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之间相互牵制。此举是具有一定效果的，但却未能彻底解决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
唐高宗李治继位后，由于并不具备像唐高祖、唐太宗那样的战功和权威，加之前朝功勋尚大有人在，尤其是辅政的褚遂良和长孙无忌大权在握，使得唐高宗的存在感极低。据史书记载，当时李治想废黜王皇后、册立武则天，还跑去长孙无忌家中，试探自己舅舅的口风。结果，长孙无忌装疯卖傻，令李治心中极不畅快。
李治此人看似懦弱，却绵里藏针。他认准了立武则天为皇后，还就真一意孤行。永徽五年(公元654年)，王皇后、萧淑妃等人眼见武寰妃(武则天)要得势，转而联合起来，拉拢长孙无忌，共同抵制唐高宗和武则天。也正因如此，唐高宗极为恼怒，先废黜了王皇后和萧淑妃，将其二人打入冷宫，再着手准备册立武则天。
与长孙无忌不同，褚遂良是个纯粹的士大夫，他打心底里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觉得这不合礼数。因此，褚遂良对此极为抵制，甚至在朝堂之上撒泼，他“脱巾”“置笏”，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形象，大有以死相争的势头。而长孙无忌虽然比较圆滑，却也是站在褚遂良这边，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
当时，老谋深算的李绩看出端倪，关键时刻表示废立皇后都是唐高宗家事，不必征求大臣意见。这样，虽然尴尬的局面缓解了，可却令武则天得以顺利被册封为皇后。随之而来的，自然会是一番反攻倒算：
在唐高宗正式立武则天为皇后之前，褚遂良便被贬为潭州都督，到武则天立后时，再将其贬为桂州都督，不久又被诬告谋反，遭受流放;长孙无忌则是在武则天立后不久，遭人诬告谋反，随后由政敌许敬宗等人审理，被定罪，被贬官流放，后又被逼自尽。最终，曾经的辅政大臣，竟活活在高宗默许的情况下，被迫害致死。
由于褚遂良和长孙无忌此前并无明显过错，二人与唐高宗之间的分歧只是在废黜王皇后、册立武则天的问题上。所以，位极人臣的宰相、辅政大臣之死，也被视为是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结果。然而事实上，唐高宗绝不会因为这一琐碎家事而枉杀功臣。可问题在于，一位心怀大志的君主，是绝不会允许让相权干涉皇权的，更不允许朝臣对自己的决策提出异议。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唐高宗为了立武则天为后，不惜牺牲了两位当朝重臣。因为，此事的真正原因，其实是两人以相权干涉皇权，最终在政治斗争失败，成了历史的悲剧。可以说，褚遂良与长孙无忌之死，着实令人感慨，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