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两大王朝，这两个都历经数百年的王朝，其规章制度虽然也具有着一定的绵延连续性，但是其差别也是有目共睹的。即使是很多看起来明清相沿的制度，其实仔细推敲，更多的都是明朝仿效宋代，而清朝直接取法辽金元，清朝与明朝在法理与事实上，完完全全是两个毫不相干的王朝。
可是既然这样，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总是将他们两个相连起来一起称呼呢?难道仅仅是简单的为了给这五个世纪的时间一个总括性的名称?
而要想解析这个看似浅显，其实蕴含着很深政治内涵的问题，首先需要我们把目光放到明朝晚期的西洋传教士——耶稣会士身上。
在我们的明朝时期，西方文明的精神世界经历了一场巨变，世界上最大的宗教组织天主教，面临着一个异乎寻常的强大挑战对手——新教。在宗教改革之后，势力节节攀升的新教，抢夺了大量原属于天主教的信徒。而被抢夺了部分“欧洲市场”的天主教教宗们，就决定从“落后”的、“异端”集聚的亚非拉地区来补足这部分损失。于是，耶稣会和方济各会在划分好各自的路线后，便不遗余力的开启了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基督福音的旅途，而其中来到大明朝的正是耶稣会。
这是东西方文明的第二次交汇，上一次还是几个世纪以前，通过广阔的蒙古帝国相交流的马可波罗时代，那时候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理解还极其有限，他们并不认为在远东这里的，是一个有着完善规则体系的国家，因而他们将我们称呼为地区。
就这样，来到大明朝的传教士们在带来科技文明的同时，也反向的将中华的强大传播回西方。随着对中华了解的加深，华夏地区也就自然而然的从地区升格为了王朝——大明王朝。
东西方的友好交流并没有持续多久，中原大地就在明清易代中改换了门庭。清王朝从满洲之地开始，逐步征服蒙古、朝鲜、中原、西藏、新疆，这一片片土地都归入了这个新王朝的疆域。满洲不断兼并各个地区，用他的征服者姿态告诉西方人，现在这片大地的新主人，是大清王朝。而传教士们就像当年的游牧民族称呼李世民为天可汗一样，给了满洲一个新称谓——大清帝国。
帝国这一称谓于此时正式“花落”东方，它既彰显了清王朝的强盛昌隆，但同时更体现出清朝充满着危险的侵略性，因为侵略性正是帝国的两大标志之一!
而帝国的第二个标志则正是其注定将是一曲悲歌的命运——全部帝国无一例外都是要解体的。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历史的魔咒或惊人的巧合，而是由帝国的本质属性，即第一大标志——侵略性所决定的。
侵略性赋予了帝国纵横无敌的实力与浩大无垠的疆域，但是它这种用武力胁迫、威逼对方屈服的手段所得来的领土，就注定了这些新领土难以与帝国的主体地区形成有效而良性的交流与沟通。而一旦时局发生动荡，仅需要一根细小的导火索，就会造成整个帝国的轰然崩塌。
因此，这也是我国的官方为何总是要不厌其烦，而又郑重声明强调我们不是帝国的原因所在。但是不论我们是否承认，一个既定事实都摆在我们眼前，那就是我国的疆域领土主要继承的都是清王朝。因此，为了说明我国不是一个充满侵略性的帝国，我们就很有必要去洗刷被涂抹在清王朝身上的帝国印记。于是，将清王朝与明王朝合并称呼，成为了一把金钥匙，一把用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来印证“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阶段，而非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雏形。
当然，晚清时期李鸿章在面对东瀛日本的咄咄相逼时，也曾自称清王朝为大清帝国，但这并不是他不明白帝国所蕴含的崩溃内蕴，而是为了与日本的逼迫相颉颃，强调我中华泱泱上国的强盛，而不得不如此，在此仅取帝国的本意而已，当然，这也就是另一番事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