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破桥引发的惨案。汉臣刘统勋(刘墉的父亲)和著名外戚傅恒为纠正乾隆行为、叫停这场闹剧，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叫魂案并不像表面呈现的那么简单，好似一幅画卷，其中勾勒出当时那个时代和社会背景下的众生相，这其中包含了君主、官僚、百姓的恐慌状态，而恐慌的原因却截然不同，皇帝怕谋反，官员怕丢官，百姓怕丢命。因为立场和地位的不同，使得自上而下各阶层的关系看起来更加趋于立体化，反映了若干个看似不相干，实质却影响事态发展和结果的不同层面的问题。
是偶然还是必然?
亚马逊流域一只蝴蝶翩翩起舞，而得克萨斯州则掀起了一阵龙卷风暴，这个问题本身就同时参杂着偶然性和必然性，偶然性在于，并不是所有蝴蝶翅膀的每一次挥舞都会引起龙卷风，必然则在于暗合规则之下振翅，微小的作用被累积，能量的级别也在不断递进，最终可能会引发大气运动。
叫魂案的蝴蝶效应，起源于德清知县的破桥修补计划，也可以说是一座破桥引发的惨案，破桥只是引线，所引爆的能量来自封建迷信意识和对“巫术”、诅咒的恐惧，这毫不稀奇且古已有之，甚至包括皇权之争，后宫之乱都不乏这种手段。诅咒古字诅祝，传说，这种方式可以借助受诅人的头发，衣物，常用物品，乃至生辰八字、名字来施法，你可以把带有“受害人”信息的物件钉在地基上，以房屋镇压，还可以钉在柱子上，甚至可以压在房梁下，除非天崩地陷房倒屋塌受诅人都不能翻身，你还可以用针扎，用斧剁，用刀砍，用嘴啃，堆进小雪人再用开水烫，反正怎么解恨怎么来，不愧为释压良药，抑郁克星，对方境况如何先不管，反正自己是舒坦多了。小纸人、鞋底子?您很有阅历。
沈士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在他得知叫魂的传说后，怀揣梦想找到了被知县召来修桥的石匠吴东明，想让他将带有自己两个侄子名字的纸条放到木桩顶部，受桥面所压，希望妖术成功发起，以泄受虐之愤，石匠不但拒绝了沈士良的要求，还发扬朝阳群众精神，自发将其押解到县衙，而就在一天前，同是这个吴石匠，已经把一位企图利用它“施法”的采药人送到了官府。可见当时百姓的恐惧来源，不单是叫魂，还有清廷的高压政策。
如果将叫魂案比作丙烷爆炸，那么一次爆炸后的再裂变过程起源于“剪辫案”，剃发易服是清廷入关前就最为重视的降顺标志，两层压力令民众陷入了极大的恐慌，并且这种恐慌情绪迅速从浙江蔓延到大半个中国，波及2亿人口，一时间，民间大乱，相互攻讦，各式攀诬也不在少数，像极了明朝的蓝玉案和胡惟庸案。
官员们欺下瞒上，一边瞒报朝廷，一边对谣言散布者进行严惩，并安抚群众，这本是正途。但乾隆帝震怒于官员对于极权机构和皇帝本人的敷衍，责令严查清剿，自山东巡抚富尼汉始，官员们出现了“抢功”风潮，国家机构急速运转，军机大臣审问之下，发现大多都是以讹传讹，危言耸听，信证半点全无。
剪辫案更是如此，根本没有半分进展，本来就是无中生有，哪来的证据，最终全都不了了之。仅仅是虚惊一场?不不不，乾隆帝下令停止追查前，民众泄愤的目标大多是乞丐和“僧人”和“道士”(民众们并没有攻击寺院、道观，而是针对那些未出家、无度牒、传播“类巫术”骗取钱财的人，而乾隆得到消息，很多反清复明人士在失败后都选择出家蛰伏避祸。)，已经有很多无辜生命惨遭屠戮，甚至很多离家出走的人都被当成可疑分子揪出来暴打并扭送衙门。
乾隆和官员们初期的态度一致，都觉得是无稽之谈，但不同的是，乾隆受富尼汉启发，觉得隐隐有一只黑手在幕后操纵着这一切，这是影响稳定，甚至可能利用大乱威胁皇权的根源，必须除之后快，而富尼汉一边坚决执行最高领导的指示，一边还危言耸听夸大严重性，直接屈打成招，把叫魂案改写为谋反案，想借此获得乾隆最大程度的重视和重用，这就对事态进一步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全国都有类似案件，为何江苏没有?看来江苏官员都有问题呀，一时，江苏官员压力山大，冤假错案与日递增。最终，全国受到处罚的官员达到195名，无论是积极分子还是消极怠工的官员，都受到了处罚，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富尼汉在内，越是积极的官员，冤假错案越多，没办个欺君就算万幸，不积极的官员竟然对朝廷的政令置若罔闻，长此以往那还了得，于是，处罚也演变为一场闹剧。
为何称之为闹剧?经过皇帝、大臣们与影子和空气殊死搏斗大半年后，这才发现一切都谣言，而乾隆帝的说法是，我的判断没错，谣言散布的首恶确实存在，只不过各地方督抚办事不力才没抓到，造成首恶至今逍遥法外，所以必须处罚。其实，真正的原因上段文字已经表述过了。
1768年，清乾隆33年，蝴蝶所引发的飓风过后，暴露出当时清廷的若干种矛盾与亟待解决的问题，乾隆担心的问题是谋反和汉化，一方面是满族权贵逐渐被同化、腐化不堪重用，人才逐步凋零，而汉臣却逐渐作大，乾隆帝既不能直接针对所有汉臣搞朝堂清洗运动，也不能一味“姑息”，让汉臣们缺乏敲打，皇帝指令都敢敷衍，长此以往，势必影响皇权统治权威性。
映射到叫魂案和剪辫案，就是皇帝和官僚系统较力的过程，下发政令，消极怠工，强力斥责，冤假错案，再次强力斥责失察、失实，官员里外不是人，左右脸全是爪子印，最后乾隆帝成了最大的赢家，其实做好做坏，是对是错都无所谓，关键在于最高领导的指示要全力去执行，皇权权威不容挑战。
入关屠杀“深入人心”，剃发易服中原百姓未曾相忘，反清复明，自大清开国，从未停止，谣言传播面更是涉及了扬州和嘉定两个地区，并触及了留发不留头这条高压线，乾隆敏感的神经被触动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固化思维经过几代皇权交接还是根深蒂固，他不得不警惕，毕竟保住祖宗的基业才是第一要务。
一个小小的谣言不能被有效的控制，甚至有效控制后却被皇帝以专权打破渐渐企稳的状态，任性到竟然能让国家机器彻底沦入其中大半年时间空转，给2亿人造成极大恐慌，给无数官员带来冤假错案的强制指标，人人自危乌纱难保，皇帝更是疑神疑鬼，“总有奸人想害朕”的念头挥之不去。
1768年，清乾隆33年，就在这个时间点的前后一二十年中，西方已经发生了巨变，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展开，科学技术正在逐步转化为生产力，美国发生了独立战争，法国爆发了法国大革命，而清廷还在拒绝改变，一个谣言就能祸害整个国家。
当时的大清一片“繁荣”，无数金银流入，无数中国特色商品出口，无数人口农转工，同时也有无数人口为了生存闯关东，盛世之下，财富的总量增加，却同前朝一样，始终聚集在少数权贵手中，土地也是如此，历史惊人的相似。
103年后，普法战争刚刚落幕，法国战败需要赔偿50亿法郎(约合7.2亿两白银)，无奈之下法国政府发行国家债券，总额50亿，遭到民众疯抢，认购额高达450亿，能够连续还清9次战争赔款。这就是明朝没实现，清朝没想过的“藏富于民”。短短三年，法国政府就清欠成功，而此时的大清则在余晖下末路狂奔，战争赔款还到大清国灭都还没有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