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总督 ，正式官衔为总督陕甘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茶马兼巡抚事，其职责是“掌治军民，总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总管陕西、甘肃和伊犁三省的军民政务，正二品衔。清朝末年，随着大清王朝的日渐没落，这些曾经统辖一方的疆臣们也迎来自己人生中的重要抉择。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着起义军占领武汉三镇，湖北全省随即宣布独立。这一行动拉开了彻底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序幕，随之而来的是南方各省纷纷通电拥护共和，宣布独立，清王朝的彻底灭亡已经不可逆转。然而正在此时，遥远的西北却传出了一个不同的声音，一位封疆大吏宣布反对清帝退位，同时率军连克陕北十余城，兵临西安城下，他要以一已之力挽救清王朝的覆灭，他就是曾任陕甘总督的多罗特·升允。
多罗特·升允，字吉甫，号素庵，八旗蒙古镶黄旗人。清廷授多罗特公，担任过山西按察使、布政使，陕西布政使、巡抚，江西巡抚，察哈尔都统，陕甘总督等要职。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为稳定各地秩序，清廷开始立宪，命各省组建谘议局，以行宪政。身为保皇派骨干的多罗特·升允自然是对此种举动极为反对，手握陕西军政大权的他，屡次阻止陕西谘议局的成立，后来陕西士绅将其恶行上报清廷，清廷遂以妨碍新政之罪将其革职。1911年，升允被重新任命为陕甘总督，并总理陕甘军事。而正在此时，武昌起义爆发，革命迅速席卷全国。陕西起义军占领西安后，巡抚钱能训出逃，将军文瑞投井自杀，作为陕甘总督的升允只得逃往甘肃。
作为清王朝的忠实臣子，升允当然不会就此作罢，一个多月之后，升允率甘军进攻陕西，连克长武、彬县、陇县等十余县，进而直逼西安，正当全陕垂定之际，1912年2月，清帝逊政之诏被颁下，革命军首领张凤翙派参谋雷恒焱面见升允，“告以清帝退位，应罢兵息民”。升允拒绝承认清帝退位并将雷恒焱处死，继续令甘军围攻咸阳。但不久后，大批甘军开始拒战并拥护革命，升允无奈只得退往蒙古寻求支持。升允为了复辟清廷东奔北走，颠沛流离，其间，升允和溥伟、善耆做为宗社党骨干，往来青岛、旅顺等地，不断进行复辟活动。张勋在1917年复辟清室时，曾授升允为大学士(这个闹剧只维护了十二天)。此后自感复辟无望的升允率全家从青岛搬至天津居住。
作了寓公的升允依然不忘复辟大业，屡次拉拢蒙古王公大臣，进行复辟活动，这些逆时代潮流的行为也都无一例外地遭到失败。晚年的他生活拮据，幸得其旧部马福祥(绥远都统，马家军首领)每年派人送银洋数百元接济。1931年9月，73岁的升允病死于天津，废帝溥仪赠谥曰文忠，升允女婿、国画大师溥儒为其作《神道碑》。一些有名的满清遗老诸如铁良、文海等人都前去吊唁，并称其为“辛亥之乱，第一忠臣”。纵观升允一生，除了对清王朝愚忠外，称得上一个清官，也做过不少实事，诸如1902年创办陕西大学堂(今天著名的西北大学)、甘肃速成师范学堂，开办劝工局厂以发展工商业等。然而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又是一个可悲的人物，他不知道封建帝制的终结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余生只活在复辟帝制的美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