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一位知名将领，在1856年以前，他打过很多胜仗，但在1857年以后，在指挥军事方面则失误较,多。1857年5月底，石达开离开天京。他带走多少人马呢?有人说有二十万;有人说有六、七万。六、七万应该没说多说。这是太平军的精锐。李秀成在《自述》中说：
“那时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翼王将天王之兵尽行带去。”
翼王带领着太平军的精锐，又不受任何人的牵制，独立作战，按照他过去作战的经历看，他应该取得更大的成绩。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从1857年5月底到1863年6月中，整整六年中，石达开的军事活动并不理想，在两个大问题上，他没有处理好。
第一个问题是入川路线的失误。
1857年石达开出走以后，从他的行动、言论及当时敌人的估计看，他是想到四川割据一方。
他离开天京以后，到了安庆。从安庆向四川进军，到底应该选择哪一条路线呢?从当时的情况看，从安庆入川，最好的路线是：首先西上进攻湖北，拿下襄阳;然后在两条路线中选择条，一是经宜昌取恩施，占忠州，沿南充、潼川一线攻成都;另一条是从襄阳取汉口，过嘉陵江占绵阳后攻成都。
由于四川四面皆山，入川难，出川也难的地理坏境，占领四川，必须在四川省外保存一块前哨阵地。湖北的荆襄地区，陕南的汉中地区是两块理想地区。保持这两个地区，或这两个地区中的一个，作为“桥头堡”，守可以拱卫四川，攻便于出师中原。石达开如果全局在胸，占领四川，但不满足于做“四川王”，而是等待时机出师中原的话，他就必须在四川省外保持一两块前哨阵地。他可以在夺取荆褒地区或汉中地区，建立比较巩固的社会秩序以后再进取西川。
当年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对刘备说：
“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可见，诸葛亮的设想是“跨有荆、益”，除了占有益州外，还要占领荆州。看看在四川一地称王称霸的英雄好汉，有谁能统一全国呢?一个也没有。从刘备说起，失去荆州以后，诸葛亮六出祁山，费尽精力也没有能取得什么成果，蜀汉四十三年而亡。王建的前蜀，孟知祥的后蜀也都是两世而亡。
当时清军主力集中在东线，四川空虚。直到1859年7月，因石达开军围攻宝庆，清政府才根据官文的建议命令曾国藩统军赴四川夔州扼守。敌人也最怕石达开“犯鄂图蜀”。1859年4月郭嵩焘致书曾国藩说：
“据广东所获贼探供称：石逆之意欲于衡州造船，顺流而下，以图荆、鄂，兼觊觎全蜀，其计其恶，能于湖南了之，不令他窜乃妙耳。”
第三条路线是入广西经贵阳、遵义、重庆一线入川。
这是一条不可取的路线。首先，石达开出走后驻扎在安庆，从安庆到贵州再入川，事倍功半。而且，“自粤西绕黔以向蜀，殊崎岖险原”。可是，石达开最后却选择了这样一条下策。
山路崎岖，这是一个困难;再一个困难就是这一条道路沿途人民极度困苦，粮食供应极度难。据记载，在广西，
“其时，世乱已久，死亡过半，其存者均伏匿山岩，徙居边远村落。田地荒芜，十之七、八，粮食甚艰。”
第二个问题是作战方式的失误。
分析一下石达开走后的作战方式，可以看出三个特点：
第一，无根据地、目的不明确地流动。
为了夺取一个地区，采取在敌占区孤军突进的作战方式，并不是一定不可取的。但是，长期无根据地，盲目地流动作战，总是十分危险的。石达开出走后，采取流动作战方式，明显地是从江西进入浙江、福建开始的。
1858年春，从江西东走入浙江、福建，目的何在?简直无法捉摸。若说是为了入川，为什么背向东进?若说欲在浙江、福建建立基地，这在当时是有条件的。闽浙空虚连清朝官员也是承认的。据陈其元写的《庸闲斋笔记》记载：
“粤匪石达开由处州攻陷永康、武义，径逼金华。一时佐贰诸君多托故引去，官舍一空。……士民奔走，不可禁止，……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贼苟乘锐来攻，实无抵御之法。”
可是，石达开并没有在闽浙建立基地。
石达开入浙入闽，不到一年，又从福建进入江西，随即突入湖南。到湖南后，石达开的声势是很大的。石达开完全可以“专取偏僻小道”，向四川猛进。可是，他却集中兵力攻打宝庆。宝庆之战是很激烈的。宝庆之战开始于1859年6月初。骆秉章多方派援，石达开攻城不下，8月中被迫撤围。
进兵四川，本来可以不打宝庆，由小道经过宝庆附近北上。退一步来说，围攻宝庆不克，被迫撤围也可以向北撒退。事实却是石达开大军从宝庆撒围后南走新宁、东安、武冈，进入广西，又围攻桂林省城。桂林围攻两个多月，打不下来，撤围攻克庆远府城。在庆远驻扎了八个月以后，又南下进攻南宁府城。离开四川愈来愈远，这真是不可理解。
第二，进攻大城市的目的主要是取粮。
石达开在作战过程中，围攻过宝庆府城、桂林省城、南宁府城，打下了庆远府城，并驻扎了八个月。攻打这些大城市的目的是什么?分析一下在庆远八个月的活动是很说明问题的。
庆远位于广西的西北部，在军事形势看，南下可以控制柳州;北上可以进入四川，是一个重要城市。如果在这里建立一个前进基地，也是可取的。可是，在八个月中，石达开并没有认真建设这个地区。在庆远，石达开的活动如何?看一看赖裕新部下一军帅在融县贴的一份告示。这份告示说：
“今本大臣统率三军，逆我者亡，顺我者存。经过府邑，伐暴施仁，沿途百姓，箪食跪迎，纳粮进贡，鸡犬无惊。……若不进贡，祸生灭门，作速归顺，保全生灵。倘再违背，玉石俱焚。”
这张布告的中心思想是“伐暴施仁”、“纳粮进贡”。伐暴施仁也就是劫富济贫。要施仁济贫就要有粮食。没有粮食就什么事也办不成。找粮食成为极其重要的任务。
由于连年战争，广西的粮食已经十分困难了。十余万大军屯扎的庆远，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不得不分兵向庆远外围的思恩、河池各县发展。并且一度来回攻打思恩县城。《平桂纪略》记载：
“达开据庆远，使赖裕新攻罗域、天河村寨，所掳粮米不足以供食，复至思恩。”
《思恩县志》记载：
“咸丰末年，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屯兵庆远，派兵进据思恩，四出胁降。邑内有输粮者，有未输粮者。未输粮者辄被攻击。”
甚至出现太平军亲自“收割田禾”的事。据《世乱变志》记载：咸丰十年六月，石达开部攻兴业县大贺村，
“周围以木栏住，遂收割本方田禾。”
可以说，石达开在庆远并没有认真建设根据地，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找粮食。
第三，部队分散，连石达开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部队跑到哪里去了。
流动作战愈往后愈严重，到后来，连石达开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部队在哪里。太平天国十二年四月初二日，石达开在给赖裕新的一封信中说：
“缘昨连攻两城不克，虽未挫锐，而军威不甚丕振。若待整饬，必须会合各官兵，方可妥为铺派。为此，特仰贤弟时常侦探李宰辅、李柱国、处天燕外五队及中旗等队官兵，现今究在何行扎。一俟已査询某队确实，贤弟即要行文与彼。如该等在于必由之路者，务属其扎候兄临。如在兄之左右行，则嘱其跟踪而来，听兄铺派。总之要互相联络，可以接应。”
行军这样分散，是相当严重的。
以上三个特点说明石达开出走后采取了“流寇主义”的作战方式。在宝庆撤围后,曾国藩已经看出石达开的这个弱点。石达开转战于浙江、福建、湖南、广西、湖北、贵州、云南等省，他的军队成为一支没有基地的孤军，作战上就处处陷在不利的地位。这是作战方式上的一大失误。
入川路线和作战方式两方面的失误，其结果就是粮食极端困难。石达开大渡河之败，就败在没有粮食。石达开在致四川总督骆秉章的信中说：“吾兵久驻无”。如果有粮食，即使在大渡河，也还可以支持下去。
总结：石达开失败在大渡河，其实，失败的主要原因，却是他出走后，在入川路线和作战方式的选择上犯了错误。我可以说，即使他有幸渡过大渡河，也还要遭受到如同黄巢在狼虑谷听遭受到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