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民的水上活动和舟船的发明，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南北各地，已经发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舟船的图像资料和木浆实物，特别值得提起的是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木桨，其年代约为距今7千年前。结合文献记载和民族志资料，可知新石器时代的水上活动工具主要是桴筏和独木舟。在水系发达、河湖密布的南方地区和东部绵长的海岸沿线，可能很早就发生了水上战斗。
夏、商和西周时期，中国的军事活动以黄河中下游平原为中心，文献中只有利用舟船济运军马的事例，如商末周军于盟津济渡黄河，又如周昭王南征楚国时济渡汉水，都是靠舟楫渡运军队和车马。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时期曾进行水战的记载。
在中国，水战之成为战争的一种重要方式，以及作为军队兵种之一的水军之登上历史舞台，是在春秋时期，首先发生于长江中下游的荆楚吴越地区。这一带，江河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居民习于“以船为车，以楫为马”。春秋中晚期，位处长江中游的楚国日益强盛，而长江下游的吴国和越国又先后崛起，为拓展疆域、争夺霸权，楚、吴、越三国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它们都组建了专事水战的部队，并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549年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
公元前523年夏，“楚子为舟师以伐濮”;
公元前518年冬，“楚予为舟师以略吴疆”;
公元前515年春，吴楚相抗，楚“令尹子常以舟师及沙汭而还”;
公元前485年春，吴“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
公元前482年，“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伐吴”，其中“习流”即“习水战之兵”……
从公元前549年舟师水军第一次见于文献记载开始，几十年间，在长江中下游发生了多次水战。由于水军成为专门的兵种，楚、吴、越之用兵往往水陆并举，故此时期又出现了与“舟师”相对的“陵师”一词，用以指称传统的陆军。
战国时期，水战依然局限于南方，中原列国基本上只是利用水道、依靠舟船运送军队和粮草。如《华阳国志》卷三记:秦惠王时，
“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舫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
这个材料对船队的规模可能有夸大，但秦国用“大船”、“舫船”载运军队和粮食，亦见于《史记·张仪列传》，应是事实。又如《史记·苏秦列传》引述秦王的话说:秦军“乘夏水，浮轻舟，疆弩在前，錟戈在后，决荥口，魏无大梁”。这仍属于以舟船运兵，其制胜手段是决河灌城。
此外，在《孙膑兵法》下篇《十阵》中有专论“水战之法”的一节，但并不是讲水上战斗，而是阐述当车兵、徒兵组成的部队遇到江湖障碍时，应如何了解敌情、攻击敌船、控制渡口，以保障车、徒顺利通过。至于《墨子·备水》所论之“以船为轒輼”，则是讲守城时如何防御敌人以河水淹灌城池。
关于东周时期的战船，现主要有两类材料，一是文献记述的春秋晚期南方诸国的战船，一是战国铜器图纹上的战船形象。
见于文献记的吴国的战船有大翼、中翼、小翼、突冒、楼舡(船)、桥舡、余皇诸种，越国的战船有戈船和楼船。
三翼是吴国的主力战船，据《伍子胥水战兵法》讲：
“大翼一艘长十丈，中翼一艘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长九丈。”
据《越绝书》所转述的《伍子胥水战兵法》，大翼的尺寸还更大ー些：
大翼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櫂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矛者四，吏仆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当用长钩矛长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各二十二。
可见这是一种桨手众多的较大型战船。中翼和小翼的乘员分别为86人和80人，其中战士与桨手的比例，大致与大翼相同，约为1:2。
突冒，顾名思义，当船速很快，利于冲突。汉代至南北朝时有战船名“冒突”，或即突冒。《后汉书?岑彭传》唐李贤注:“冒突，取其触冒而唐突也。”这或许是一种船首有前突的坚硬冲角的战船，能快速行驶，用冲角撞敌船。《伍子胥水战兵法》将突冒与冲车(攻城槌)相比附，也是一个佐证。
楼船，这是一种大型战船，因于船上建楼，故名。水战中通常作为统帅的座船。公元前525年吴楚长岸之战中，吴王的乘舟“余皇”成为双方争夺的日标，它应当就是楼船。
戈船，历来有两种解释:一谓船上建戈矛，因而得名;一谓船下安戈戟等利刃，以御潜水凿船之人，因而得名。
《太平御览》卷760引蒋子《万机论》曰：吴日争于五湖，用舟而相触，怯勇共覆，钝相俱倾。由这些记述可知春秋晚期已有专门的水战武器，水战的基本方式是接舷战和撞击战。
据《越绝书》所述，伍子胥向吴王讲论“船运之备”时，曾将各种战船和各种战车相比附，以说明其作用：
大翼者，当陵军之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舡者，当陵军之行楼车也;桥舡者，当陵军之轻足剽定骑也。
反映了水战中已将多种战船综合运用，相互配合。然而，文献的记述还是过于笼统和简略，因而难以具体地了解这些战船的形制和结构。
战国铜器图纹上的战船形象，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在青铜器上刻画现实的水陆攻战场面，是战国时期铜器装饰的新风格。有这种图纹的铜器，现共发现4件：
1935年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两件铜鉴;杨宁史旧藏一件铜壶(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1965年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一件铜壶。其年代皆为战国早期。其图纹极其相似，特别是关于水战场面的刻画，构图几乎相同，似有统一的图样或底本为据。其上之战船，无帆无舵，以桨推进，分上下两层，下层容纳桨手，上层搭载兵士作战。几件铜器上的水战画面，均为两船相抵，战士隔船相斗，所用武器有戈、矛、戟、剑、弓矢和盾牌。
尽管图案化的战船图像上，每船仅绘出四五名战士、三四名桨手，但从其双层结构可以推知，这是一种较大型的战船，因为有底层舱室，其船舷必然升高，而为了保证稳定性，就必须有较大的长度和宽度。这种图纹，多半是以春秋战国之际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战为依据而绘成。在杨宁史壶的水战图纹上，能够看到战士们所用的武器中有多戈戟，这正是其时流行于这一带的独特兵器。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图纹上的战船形象与文献记述的三翼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