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纵观古代文人，无论是世家子弟，还是寒门庶子，他们都很热爱抄书。
从诗仙李白，到书圣王羲之，再到大文豪苏轼与史学家司马光，他们都习惯在闲暇之余抄上几遍书。如中学课本中提到的宋濂，便是堪比“人型打印机”的抄书能手。
宋濂曾在《送东阳马生序》中分享自己的抄书经历：
“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显而易见，宋濂抄书是为了获取知识。而在更早的时候，古人大规模抄书，其实还受到当时社会环境以及各方面的影响。
一、古代佣书业的发展简史
所谓佣书业，即图书文献再生产与出版的行业。
当时，多数人的文化生活都与佣书业密切相关。尽管他们参与这个行业的目的不尽相同，或收藏、或学习，亦有牟利。但在印刷技术落后的古代，佣书业的主要表现形式便是抄书。
(一)先秦萌芽
在先秦时期，佣书业虽有出现，但规模不大。
在夏商周时期，知识与文化始终掌握在官学手中，有资格接受教育的，都是贵族子弟。此时知识都未普及，何谈佣书之业?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导致私人讲学之风兴起，以致百家争鸣的局面逐渐形成。
可即便如此，受频繁战乱的影响，佣书业依旧不景气。只有士阶层在游学期间有抄书行为，但并不多见。
(二)成于两汉
直到西汉建立，佣书业才得以快速发展。当时，封建社会初步确立，国家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官府也积累了不少典籍与文献。
为妥善保存这些珍贵的典籍，防止其意外散失，官府便命人将它们逐一整理，并分别保管在不同地方。在这个过程中，典籍需要重新编纂、整理、备份，这也意味着官府需要大量人力来进行抄书。
在东汉就有班超“投笔从戎”的故事。
据《后汉书·班超传》记载：“(班超)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班超“投笔”，便是说他早年以抄书为生。
由此可见，两汉时期的佣书行业，参与者主要只有两个，即官府与抄书人。
(三)兴于魏晋
东汉末年，豪强士族集团开始崛起，这些豪族深受汉代经学思想的熏陶，多是世代书香。因此他们有一定经济能力也乐意去雇佣他人抄书。
东吴名臣阚泽，是当时的大儒。
他年轻时“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不难猜测，雇佣阚泽抄书的机构，既然不是官府，那便极有可能是豪族世家。
同时，这种为私人之家抄书的风气，也颇为普遍。而这些雇人抄书的人，其身份除了是豪族士族以外，还有可能是私人藏书家或者书商。
据《北齐书·祖珽传》记载：“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
这里提到的《华林遍略》乃萧梁所编，共有七百多卷。可藏书人竟然能只用一天一夜的时间，便将其抄写完毕。
可见这绝非是一人之功，而是多个抄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这说明，南北朝时期的佣书业，拥有极为可观的市场前景，且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
(四)变于唐宋
隋唐以降，佣书业逐渐落幕。从相关史料来看，关于佣书的记载只有区区几条。取而代之的，则是印书的记载。
究其原因，主要为佣书的主力军不再是抄书人。抄书人一般有两个特征：一是家境贫寒，二是有文化修养。这类人也算是士族阶层，因而他们颇受世人关注。
而隋唐以来，印书逐渐取代抄书，这让佣书业逐渐与士族阶层脱离。再加上雕版印刷的初步诞生，人力资源得到解放，以及唐代经济逐渐繁荣，多数士子不再依靠抄书为生，导致以抄书为主的佣书业也随之逐渐归于平静。但不排除有一些不适合雕印的书籍，仍然需要人工抄写。
古代抄书匠书法欣赏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从唐宋到元明时期，抄书的风气依旧流行。尤其在宋明之际，抄书现象广为流传。但是以维持生计为目的的抄书不再是主流。
二、抄书现象的历史原因
从古代佣书业的发展简史来看，抄书现象在古代广为传播，离不开以下三点原因：
首先，是官府机构的支持。
自佣书业出现，官府便主动承担了推广抄书的主体。文化可以强国，所以历代王朝都注重对典籍的继承、编纂与保管。
尤其在宋代，在重文抑武的思想倾向下，官方曾多次组织编纂大型类书。这种书籍，虽然体系庞大，但不适合雕印。因为这些书籍是对一些古籍的重新编纂与整理，这会导致一些词条将会被打乱。
这么一来，只有抄书才是最为妥善的办法。于是在此时期，出现了《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以及《册府元龟》四部大型类目的“百科全书”。
其次，便是个人谋生所需。
只要佣书业存在，那么抄书现象便有一定市场。虽说唐宋有不断进步的印刷术，但依旧不排除一部分寒门子弟为了维持生计，选择进行抄书。
最后，是古代私学的蓬勃发展。
前面提到，有大批寒门子弟加入了抄书这个行当中。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便是古代私学的蓬勃发展。前面提到，西周时期“天子失官”，以致学风下移。因此古代私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便是春秋战国时期，它促使了中国一大批伟大哲学家、思想家与教育家诞生。
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迎来第二个乱世。
虽称乱世，但也是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当中，各种思想学说的交流与碰撞，使得私学教育再度蓬勃发展。
由此一来，大批寒门子弟虽然很难得到晋升之路，但他们至少拥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力。
换个角度考虑，正是因为士族垄断了仕途，导致寒门士子无法顺利入仕。这些才子为了生计，只好回到家乡开设学馆，以招收弟子为生，顺便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
也正因如此，社会中才会涌现出大批寒门才子，从而为佣书业在此时期的繁荣，打下一定人才基础。
三、抄书为何没有被印书取代?
再回到文章开头，宋濂家境贫寒，但为了获取知识，他只好向藏书家借阅并抄写，以完成自己的学业。
说到这，难免有人会问：宋明时期的印刷术，在不断进步。但此时期的抄书现象，为何依旧频繁呢?
(一)抄书是学习的常见方法
实际上，宋濂的事迹便说明了其中一个原因：抄书已经不再局限于维持生计，而是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
通过抄书，学子们能更好地掌握知识。
宋陈思在《书小史》中记载：“朱异，字彦和，吴郡人。居贫，以佣书自业，写毕便诵，涉猎文史，通杂艺。”由此可见，古人将抄书当成学习的重要手段。在抄书的过程中，学子能眼、手、脑并用，从而起到加深印象的功效。
当然，抄书不仅能锻炼记忆力，还有助于文人练习书法。这就像现代人临摹字帖一样，古人喜欢抄写唐诗宋词或其他经典文章。
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参考许多史料，并将它们亲自抄写下来。哪怕是草稿，司马光都写得工工整整，以书法的规格对待。一本书写下来，司马光的书法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另外，司马光此举不仅是在练习书法，更是在磨炼他的端正态度，这同样是一个史学家在作史时应有的严谨态度与一丝不苟的精神。
(二)印刷术的成本不低
从唐代的雕版印刷，再到宋代的活字印刷。虽然宋代的印刷业已经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印刷术的成本，依旧比较昂贵。由此可见，印刷术不仅工艺复杂，而且需要一定原料，因此它多用在商业用途。
而对于一些孤本或者小众书籍，它们没有什么市场，所以书商自然不会投资去印刷。而一些大型书籍虽然也可以刊印，但所需量不多，采用印刷也同样耗费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手工抄写不仅方便，而且更加节约成本与时间。
(三)藏书业的蓬勃发展
结合相关史料发现，抄书现象同样与藏书业密不可分。至宋元明之际，由于学院的出现以及私人藏书之风愈发流行，导致抄书现象也随之继续“火热”。
且与上述原理相同，藏书家在收藏一些珍贵典籍时，也通常采用手抄，以免去印刷过程中的写工、刻工、印工、装订等复杂步骤。换个角度来看，能被藏书家收藏的书籍，也肯定不是什么“大路货色”。
另外，藏书家一般都有一定文化积累。他们藏书的目的，不像现代人这样，只是充个门面。实际上，大多数藏书家都对传统文化有着极为深厚的了解。因此他们在获取到典籍后，需要在抄写的过程中完成对原本的校订与勘误。
民国著名藏书家张钧衡所的藏书
在有些时候，为了方便自己理解，藏书家在抄书的过程中还会选择“做笔记”与梳理词条，以方便日后温习与查找。
当然，并非每个藏书家都有丰厚的家底。因此他们在购置图书时，也会遇到自己买不起的珍贵孤本。而为了得到这些书，他们通常以折价的方式换来抄写的机会。
由此观之，宋代藏书业的发达，也是促进抄书现象频繁的又一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