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拗相公”是北宋时期人们对王安石的戏称，因为王安石极为固执，他认定的事，很少听取不同意见，也不允许别人反对，他的好朋友曾巩曾评价他“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这种性格特点，对于一个文人学士而言并无大碍，但对于执掌朝政的朝廷重臣而言，却是一个严重的缺憾。不过这一绰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王安石推行变法的坚定决心，要知道“变法之难难于上青天”，没有顽强的意志是推不动的。当然如果能够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及时修正变法中的一些失误和不足，王安石变法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北宋变法派"一号人物"王安石
除了性格有些执拗，识人不明也是王安石的一大缺陷，导致新党集团中出现了吕慧卿、舒亶、李定、蔡京等一批“伪君子”式的奸佞之徒，大搞政治投机，打击排斥异己，严重影响了新法实施，也给王安石个人带来了致命创伤，其中尤以号称变法派“二号人物”的吕慧卿最为典型。
吕惠卿是福建泉州人，非常聪明，不但书读得好，25岁就考中进士，而且能够学以致用，会干实事，不是书呆子。他的政治理念与王安石相合，而且很会投机逢迎，深得王安石的信任，在王安石变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从地方一个七品芝麻官一路跃升到了主管三司的计相。王、吕的关系一度被人称之为“孔颜之交”，就是类似孔子和他最喜欢的弟子颜回之间的关系。
吕惠卿才干突出，辩才一流。新法推行的框架思路，王安石都是与吕惠卿商量后才报皇帝定夺，所有变法的具体内容，无论巨细，都是根据王安石的想法，由吕惠卿事先写成条文，再交付朝廷颁布实施。当韩琦、司马光等保守派众口滔滔攻击新法时，神宗皇帝有些犹疑，王安石一气之下闹起了辞职。这时，吕惠卿站了出来，凭借一流的辩才，逐条驳斥了韩琦等人的反对理由，坚定了神宗皇帝的变法信心，使得新法得以继续推行下去。
北宋保守派代表人物司马光
正是因为吕慧卿在新法推行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王安石对他信任有加，不断地委以重任，在自己被迫辞去宰相职务时，向皇帝举荐吕惠卿担任了参知政事(副宰相)，希望他能将变法大业推行到底。熟料吕慧卿当上参知政事后，野心膨胀，为了不让王安石重新为相，挡了自己的路，他竟然恩将仇报，对王安石及其一家干起了污蔑构陷的勾当，“凡可以用来加害的东西，无所不用其极”，吕慧卿“伪君子”的面目狰狞显露。
王安石和吕惠卿早年无话不谈，书信来往密切，有一次两人通过书信商讨一件事情，因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王安石便特意在信上注了一笔：“这件事先不要让皇上知道。” 吕惠卿是个真小人，有预谋地将这封信留了下来。此时为了扳倒王安石，就将信交给了皇帝，告了王安石一个欺君之罪。幸好神宗皇帝相信王安石的为人，没有深究此事。但王安石被自己最信任的人捅了一刀，痛彻心扉!他在书房里一遍又一遍地写着三个字：福建子，力透纸背，每一笔都倾注着他满腔的怒火!
后来王安石复相，吕慧卿却因弟弟犯罪连坐，遭人弹劾被赶出了京城，此一去，他便再也没能回到朝廷中枢，一直辗转各地为官。因为后来掌权的宰相章惇、曾布、蔡京等人，都厌恶、害怕吕慧卿的为人，不敢再让其回朝共事。这真应了“恶有恶报”这句话，吕慧卿的“伪君子”本质使其尽失人心。
北宋奸相蔡京
其实吕慧卿的伪君子本质，司马光早就看得明白，他曾当面对宋神宗说，王安石是一名贤相，但吕惠卿却是一个地道的奸邪之辈，他出主意，王安石出面去执行，这样一来，天下之人将王安石和他都看成奸邪了。司马光也曾数次给王安石写信，提醒他说，吕惠卿之流的谄谀小人，现在对你百依百顺，不过是借变法之名，捞取自己的政治资本。一旦你失势，他们必然会出卖你，作为新的进身之阶。可惜这些话皇帝和王安石都没有听进去。
客观说，吕慧卿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无论是在朝廷中枢，还是后来到了地方为官，他都推行着新法的主张，增强了国家财力，在西北边陲实施的“置将法”，也收到了一定的强军效果。但他品行不佳，贪婪成性，善于玩弄权术，把个人私欲凌驾于国事之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