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宋代没有阉祸，是从对比明代的角度来说的，所以严格来讲，应该说“宋代没有明代那种阉党成势的状况”。这么说就差不多了。但这并不等于说宋代太监就不曾为祸，这是不对的。因为距离晚唐不太远，前朝的宦官为乱，废立皇帝的往事，还有一根弦挂在宋代执政者的脑袋里，所以宋代的执政者能相对汲取一点经验教训，首先是从体制上做了一番规划。
第一，宋史的宦者传部，就提到过，宋政府和决策层在宦官问题上比较重视，一直在限制宦官的人数，以此来限制宦官的势力。其中，太祖时限制人数为50，要收养养子，要满30岁以上，自己没有养父，才可以收养一人。到太宗时，人数有所增加，也限制在180人左右。到南宋孝宗时，因为“宦者员众”，有官员报告给宋孝宗，孝宗命令开列名单，将人数限制在200人以内，后来有所增加，也不过增加到250人而已。对比一下唐、明两代的宦官数量，可见宋代在这个特殊群体的势力控制上，做的相对好一些，自然影响就相对少一些。
第二，由于唐代宦党为乱，其根本是因为宦官位高权重。汲取到唐代的教训，宋代对宦官担任高级职位，一般比较慎重。不是不授予其高级职位，而是对于授予的时机、人选、条件，比较谨慎。例如，北宋前提的重要宦官，曾掌握兵权的王继恩，因为有战功，按例应授宣徽使，但在宋太宗的坚持下，只授予其相对较低的宣政使。后来有人替王公公鸣不平，认为赏赐太薄，结果被“杖脊刺面配崖州”(在今海南三亚，当时是很荒僻的地方)处置了。再比如真宗时期，有位叫刘承规的太监病重要死了，死前求落实政策，授其节度使的荣衔(宋时节度使为荣衔，无实权执掌)。因其生前曾主持过国防部的工作(提点枢密)，所以他临死有这种要求，也不算过分，想来也只是为养子、家人留一点待遇。真宗本来已经答应了，但由于宰相王旦的坚持，最后还只是以“节度留后”终止了。南宋光宗时期，王德谦王公公想谋个节度使的荣衔，本来已经批复许可了，但执政团队一致反对，硬是把形式上正在审批的公文(制出)给废了。
第三，虽然做了以上的各种限制，但宦官 不可能不担任外职，承担一部分外朝的工作。针对这种情况，在体制上也有一些限制。例如，对宦官的官阶授予，如果只是在宦官的入内内侍省和内侍省(注1)这两个系统内升迁的话，最高只能到内东头供奉官(注2)。如果要继续升迁的话，那就要“转出”，即转出宦官系统，归政府的组织人事机构“吏部”管辖。其授予的官阶，则依武官系统来升迁。也就是说，宦官要从事比较重要的工作的话，他们是要接受掌管枢密院的枢密长官的管辖的，而枢密长官，多为文官(也有少数武官)。
因为有这些各种各样的体制上的限制，尤其是把宦官的外朝权力，纳入到文武官员的组织系统中进行管理，这等于是给宦官势力加了一重保险。比较高级的宦官的管理和其他官员一样，都要经过政府的考核审查，然后授职，这样就相对比较严密。正因为此，宋代宦官在军事活动上，就显得特别活跃。因为他们往往被授予武阶，其差遣往往也被看成是武官来除授。在宋史的宦官传记中，北宋有43人。这43人中，有18人有明显的军事经历!从宋初的著名宦将秦翰、李神祐、窦神宝等，到王继恩、卫绍钦，再到北宋中期的王中正、李宪，再到北宋晚期的童贯(就是本人!)、谭稹等，可谓代不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