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1870年)的七月，身穿蟒袍的两江总督马新贻来到了江宁(今南京)演武厅，按照惯例检查部下的训练成果。
在清朝，两江总督负责江苏、江西和安徽三省的各项事务，是正二品的高官。因此，听闻总督大人将要前来视察，众将士都不敢怠慢。他们收拾齐整，擦亮兵器，昂头挺胸地等待马总督的检阅。看着台下一片肃然的将士，马新贻轻轻地点了点头。他向身边的官员示意，表示操练可以开始了。
随着命令的逐级下达，下边的将士们开始了早已准备好的表演。他们动作自然，喊杀声整齐，收招迅速，令马新贻很是满意。不久后，将士们操练完毕回到原地，静静地等待马新贻的指示。马新贻站起身为将士们鼓掌喝彩，然后肯定了这段时间的训练成果。就这样，这次检阅在非常愉悦的氛围中结束了。
检阅完后，马新贻在众人的簇拥中离开了演武厅。
当他刚刚走出便门的时候，从旁边突然冲出一个人，边跑边喊冤。到了马新贻面前的时候，这个人就突然俯下身子向马新贻请安。马新贻刚刚看到这人的时候吓了一跳，随从也赶紧把总督大人护在身后，以防这个人对马大人不利。可是，闯入者请安的举动令所有人都放松了警惕，就连马新贻也稍稍放宽了心，以为只是一个冒失的伸冤者而已。毕竟，演武厅乃朝廷军事重地，可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不料，正当马新贻想开口训斥几句时，这个闯入者猛地从鞋子那里逃出了一把锋利的匕首。原来，他俯身请安是假，趁机拿出凶器才是真。看到匕首后，马新贻才意识到情况不妙。但是，凶手根本没有给马新贻反应的机会。他撞开马新贻的随从，然后，将匕首直接刺入了马新贻的身体中。马新贻痛叫一声，然后，就倒在了地上。变故突发，现场顿时乱做了一团。
此时，有的人喊着捉拿刺客，有的人赶忙去找医生，还有人吓地四散逃命。但是，凶手不仅没有趁乱逃走，反而镇定自若地站在原地报出了自己的名字：“人是我杀的，我叫张文祥。”很快，护卫便将这个名叫张文祥的人抓住，将他捆了个结结实实，马总督也被迅速送往医生那里救治。医生见伤者竟然是总督大人，赶忙使出了浑身解数进行救治。
但是，由于马新贻被匕首刺中了要害，即使医生用尽了全力去医治，还是没能救回他的性命。
马新贻死后，如何处置凶手张文祥成为了头等大事。马新贻是位高权重的两江总督，在清王朝的几个封疆大吏中也是排得上号的人物。江南一带的官员知道此事事关重大，于是，都不敢擅作主张。他们将这个案件报给了朝廷，想要让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决断。
同治帝接到奏疏后仔仔细细看了好几遍，然后，吃惊地说道：“朕实在是想不到，这个狂贼竟然胆敢谋杀朝廷重臣，而且还是当众行凶。朕观前朝的历史，类似的事情几乎没有发生，只有唐朝有个名叫武元衡的宰相被人杀害过。不过，这距离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为了维护皇家的尊严，同治帝令驻守南京的大将魁玉等人对张文祥严加审讯，务必要找到背后的主使者。魁玉接到命令后，赶忙和几位高官一起提审了张文祥。张文祥自知命不久矣，于是，丝毫不纠缠，直接说出了自己杀害马总督的原因。
据张文祥招认，他是马总督治下的百姓。之前，因为妻子被人霸占，他曾经多次找马总督伸冤，想让马总督为自己主持公道。但是，马总督总是在张文祥面前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根本不把张文祥的案子当一回事。他苦苦哀求，好话说尽，但马总督还是不为所动。
所以，无奈之下，张文祥只好请黑道上的朋友出面摆平此事。但是，在马总督的镇压下，张文祥的这些朋友不是被抓就是被杀，残存的几个也都再不敢露头。张文祥越想越生气，就将一腔怒火都发泄到了马总督的身上。
要说这两个原因只是让张文祥愤怒的话，那么，马总督近期的一项举措就直接将张文祥逼上了绝路，这个举措就是：禁止高利贷相关行业的存在。
平心而论，马新贻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百姓着想。毕竟，因为高利贷而引发的家庭悲剧是数不胜数。但不偏不倚，张文祥的绝大部分收入都是来源于这类行业的。马总督的做法，直接让张文祥成为了无业游民。失去了生存的依仗，妻子也被抢走。
新仇旧恨加起来，张文祥忍无可忍，于是，就铤而走险，不惜以性命为代价犯下了杀人罪行。
魁玉等人将审讯结果呈递到朝廷之后，同治帝和慈禧太后都很不满意。出于个人私愤的原因竟然谋杀了朝廷的封疆大吏，而且，还越过了总督的层层护卫。无论如何，这样的说法都是很难服众的。慈禧太后对此案非常关注，她将魁玉等人的审讯结果搁在一旁，改让负责漕运的官员张之万和刑部尚书郑敦谨审查此案。
张之万接受此案后，马上便发现了一个疑点。原来，罪犯张文祥之前曾经被太平天国的人活捉。而他之所以能够活到现在，只是因为他趁太平军不备，偷偷地逃了出来。当时，与他一起逃脱的，还有一个名叫金彪的人。这个信息在魁玉审案的时候张文祥就已经吐露，但是，魁玉听后吓得面如死灰，坚决不肯将张文祥与太平天国的关系记录下来。
马总督死的时候，太平军早就败在了曾国藩所率领的湘军手上，南京城也被清政府收复了。按理来说，魁玉身为朝廷命官，完全没有必要忌惮灰飞烟灭的太平天国。
那么，魁玉为何对太平天国如此忌讳呢?
事情还要从清王朝的湘军说起。
湘军虽然是属于清廷的军事力量，但只是一支地方性质的武装力量。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朝廷的授意下创建湘军的时候，湘军的总数还不到两万。开始，湘军的战斗力很弱，只能在太平军的进攻中且战且退。后来，曾国藩带领湘军南征北战，争斗多年，这才慢慢扩充到了十万多人。
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领湘军攻破了南京，在灭亡了太平天国的同时，也打出了湘军的赫赫威名。自此，归曾氏家族管辖的湘军成为了清王朝赖以生存的屏障。而曾国藩和曾国荃兄弟也靠着湘军青云直上，曾国藩甚至成为了直隶总督，亲信门生遍布江南一带。
看到曾国藩在江南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慈禧太后不由地感到忧虑。在她看来，曾国藩既有才干，又有军权，身边还有众多忠心耿耿的部下，这种人无疑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而且，有件事更令慈禧太后如鲠在喉，那就是：太平军覆灭后，太平天国金银财宝的去向问题。
太平天国从广西崛起，然后，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占领了南方重镇。咸丰三年(1853年)，洪秀全带领太平军攻入南京，开始和清王朝分庭抗礼。南方自古便是富庶之地，太平军在南方纵横十几年，积攒了数不清的金银财宝。进入南京后，太平天国的诸王又把很多财物带到了自己的府邸中。
因此，湘军攻入南京后，定然是收获颇丰。得知收复南京的消息后，慈禧太后大喜过望。这下，朝廷的国库终于不再空虚了。她连下数道命令，催促曾国藩兄弟报告南京财物的缴获情况。但是，曾国藩报告说，自己并没有找到太多的财宝。至于传说中金雕玉刻的洪秀全天王府，曾国藩给出的解释是天王府被一场大火烧成了灰烬。这样一来，湘军上交给朝廷的财物就远远小于慈禧太后的预期。
消息传来，慈禧太后怒不可遏。在她看来，太平军的财物价值连城，此事决不能就这样算了。慈禧太后知道这其中必有猫腻，于是，便派了很多探子前去南京调查。探子回来后，对慈禧太后说，湘军的很多将领都在南京城中发了大财。战争结束后，曾国荃等人回到家乡买田买宅子，忙的是不亦乐乎。虽然，慈禧太后知道探子的回话有实有虚，但她对湘军和曾氏家族更怀疑了。
况且，太平军覆灭后，湘军仍然在吃朝廷的粮食，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慈禧太后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她先对曾国藩的功劳赞不绝口，然后，以朝廷重用为名，将曾国藩调离了南京。曾国藩刚刚离开，她就赶忙让资历尚浅的马新贻负责南京一带的各项事务。慈禧太后的用意不言自明，那就是：用马新贻制衡曾国藩。马总督上任后，湘军的众多将领都感觉情况不妙。
这个时候，他们纷纷揣摩慈禧太后的心思，有的甚至认为朝廷派马新贻来，主要是为了查明太平军财产的去向问题。魁玉久居江南，自然明白马新贻和湘军之间的微妙关系。因此，当查出张文详和太平军有关时，他深知此事绝不能泄露。他明白，在政治的漩涡中，根本没有任何道理可讲。很多人往往稀里糊涂地成为了牺牲品，到死也不明白究竟是错在哪里了，他魁玉可没有这么傻。
京官张之万初到南京，对这里面的微妙关系知之甚少。仓促之下，他才扯出了这不该扯出的关系。审出此事后，张之万也觉察出有些不对了。但是，此事既然记录到了口供上，在场的人又有很多，这是断然无法更改的了。而且，有些愣头青官员听到太平军后如获至宝，还请求张之万对张文祥施加重刑，务必要将此案追查到底。
听了身边官员的建议，张之万眉头紧锁。官场中的种种黑暗，他老张在京城里可没少见过。据他推测，这马总督既然对湘军不利，那么，张文祥背后的主使人肯定是湘军无疑了。也正是这些久经沙场的骄兵悍将，才会用取人性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那么，自己能够将这种猜测说给太后听吗?
张之万只动了一下心思，就赶紧否定了这一想法。当然不能了。慈禧太后揽政多年，其行事处处以维护满清的统治为主。如今，湘军成为了朝廷的心腹大患，她肯定不会为了一个马新贻而冒然对湘军开刀。因此，慈禧太后肯定会怒斥自己挑拨离间，然后，将自己枭首示众以此来稳住湘军的心。
想到这里，张之万不禁冷汗直冒。无论如何，自己决不能顺着太平军这一线索继续查下去。为了掩盖自己真实的想法，张之万装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然后，严肃地对身边的官员们说道：“经过这么多天的关押，犯人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如果硬要动大刑的话，老夫担心他会死在这大堂之上。到那时候，又该让谁负责呢?”听到涉及负责的事后，刚才还咋咋呼呼的众官员纷纷闭起了嘴巴。
张之万见状，内心冷笑了几声，然后，大笔一挥，将张文祥判为了太平天国的奸细。而张文祥之所以行凶杀人，完全是为了报清军攻破南京城的仇。他闭口不谈湘军，将此案定义为了太平军残余势力的反扑，真是聪明绝顶。写好判决后，张之万建议朝廷将张文祥凌迟处死，以儆效尤。
慈禧太后接到张之万的报告后，对这一结果仍然不甚满意。马新贻是自己心腹中的心腹，这是朝野皆知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没有处理好的话，今后谁还敢为自己办事?退一步说，就算真的找不出幕后的指使者，自己也必须尽心尽力地对待这个案子。
想到这里，她马上命张之万离开南京，改让刑部尚书郑敦谨等人全权负责这件案子。而且，为了向朝野上下表明自己对马新贻的高度重视，慈禧太后甚至将最后的决断权交给了直隶总督曾国藩。以直隶总督的身份来审两江总督的案子，曾国藩肩上的压力可想而知。最主要的是，湘军还是曾国藩一手带出来的。如果，这件事没有处理好的话，他将会威严扫地。
曾国藩思前想后，然后，与郑敦谨在南京四处奔走，忙活了半年，最后，给出了“太平军残余势力反扑朝廷”的结论。这一结论与张之万的判决所差无几，只是两人在最后又加上了“用张文祥的心来祭奠马总督”的建议。将犯人凌迟处死还不够，还要把犯人的心剜出来。可能，曾国藩和郑敦谨别无他法，只有从张文祥身上下手，以此来给朝廷一个交代吧。
据说，慈禧太后接到曾国藩的奏疏后沉默良久，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一结论。张文祥被凌迟后，慈禧太后特意将马新贻追谥为“端敏”，而且，在南京一带为马新贻建了很多祠堂。
至此，闹的世人皆知的“刺马案”，就这样拉下了帷幕。
这个案件，说白了就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势力和湘军之间的斗争。而马新贻和张文详，只不过是两派之间的代表人物而已。最终，清廷损失了一员大将，而湘军只不过折损了一个小卒，谁胜谁负一目了然。经过了这个事件，慈禧太后也就闭口不谈太平军宝藏的问题了。
“刺马案”也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刺马案的发生却加剧了割据东南的湘系军阀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这使得西太后加快了对湘军裁减和对湘系军阀的打压力度，导致了一个近代史上一个灾难性的后果，那就是：让依靠着湘军的兵力和财力建立和维持的东南海防日益废弛。
可以说，正是由于东南海防的倒退，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起，英、法、美、日等列强在这一地区挑衅日益剧增，1874年，日本侵略我国的台湾及其附属国琉球，并勒索清政府巨额“赎台费”，1881年法国又在东南沿海挑起中法战争，之后的一些列不平等条约，终究让中国陷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
以至清廷洋务派重臣李鸿章晚年曾对心腹幕僚说道：“若非马案，则裁(湘)兵日紧，终致海防日废，列强日盛，战祸不断，则国运日衰也。”
参考资料：
【《清末四大奇案》、《江湖奇侠传》、《清稗类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