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二世而亡，并不是由于起义军有多么强大，也不是因为秦国国力衰弱，而在于秦朝的政治因人为因素脱离了正常轨道，使得正处于摸索阶段的全新王朝遭遇了体系崩溃之痛。
秦的强大，在于制度的碾压
若问及秦国如何强大，我们大部分人脑海中首先出现的一定是“虎狼之师”秦军、悍不畏死的秦人，以及以一敌六却愈战愈勇、仿佛永不衰竭的强盛国力。
但以上都是秦国强大的结果与表现，而非原因。秦国的强大，根源在于制度的领先。
对于秦以后的古代社会，我们一般称之为“封建社会”;但严格来说，真正的“封建”，指的是分封制。
战国时期的大部分诸侯国，以及之前的周王朝，都是这种组织形式，即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将管辖区域内的土地分封给贵族、士大夫，从上到下，等级分明、各司其职;各级封君，享有领地内的生杀予夺大权。
这种制度在一定时期内比较稳定，但弊端也很明显：资源过于分散，不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各封君之间相互独立，容易造成实际的分裂;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弱干强枝”的情况，即诸侯力量大过天子、卿大夫控制了诸侯。
而我们寻常概念中的封建社会，其实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指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取消分封制、在全国推行单一的郡县制。这一体制下，所有权利收归帝王，由他根据业务需要，任命各级“职业管理人”当自己的“爪牙”。而这一制度，正是源于战国时期的秦国，它也是秦国统一天下的秘诀所在。
战国时期，为了应对日益惨烈的竞争局面，各国纷纷寻求富国强兵之道，各类变法、改革层出不穷。但改革范围最广、贯彻最为彻底、力度最为“伤筋动骨”的，当然是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的目的只有一个：加强君主集权。“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凸显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也很简单粗暴：设立并推行法令。
国之所以治者，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商君书·修权》)
即治国只有三个关键要素：臣子按照君主的需求设立法令;法令颁布后，令行禁止，不因私害法，取信于民;而这一切的前提，则是由君主掌握权柄。
而君主权柄的实现也很直接：赏与罚。符合法令要求、对国家有利的，就赏;反之则罚，而且是“轻赏重罚”，以加强人们对法律的畏惧、对功名的珍惜。
商鞅变法的所有具体措施，都是围绕着上述目的而展开，如以“农战”为核心、设立20级军功爵制、加强连坐制、推行郡县制等等，最终形成了一套环环相扣的完整机制，全面细致、针对性强、执行办法具体、公开公平公正，称得上一个“理想的管理模型”。
这就是秦国以一敌六的最核心竞争力;而秦灭，则是源于这一竞争力的丢失。
秦灭的本质：脆弱的体系被秦二世玩崩溃
结合上文，我们很容易形成这样的感觉：秦国就像一部精密的机器，各环节丝丝相扣、有序运转，而秦王，则掌握着这部机器的开关权力。因此，保持秦体制的唯一前提：君主脑子正常;如果不能做贡献，起码不要搞破坏。
战国时期，在秦孝公及其之后历代秦国国君的以身作则下，近140年里，这套体系得到了很好的执行，全国上下一致，将全部的力量都集中到农业生产、对外作战这两个战国时期最为关键的事务上，秦国被打造成了一个可怕的战争怪兽，最终嬴政“奋六世之余烈”，一统天下。
而在天下一统后，这一制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商鞅变法还有个观点——国家既要积蓄力量，也要会释放力量;积蓄力量是为了使国家富裕军队强大，释放力量，则是为了给民众立功的机会，这就是秦国上百年间持续保持旺盛斗志的原因所在。
但现在，秦国之前的敌人，已经变成了秦朝的百姓，“农战”的前提已不复存在，“罚”很容易，关键是怎么“赏”?
那就得寻找新的敌人。北伐匈奴、南征百越等等行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维持“农战体系”继续运转的必要手段;修建长城、阿房宫，既有政治与军事需求，也是消耗民力、避免“闲则生乱”的残酷手段。那时的秦朝，虽然史称“民怨载道”，但整体上仍维持着敏感的平衡。
而以上都是权宜之计，为了寻求新的体系，秦始皇也进行了一些努力：他在鲁地找了70个儒生设为“博士”，起初还时常议论政事。但双方的磨合并不成功，那时的儒家思想还不够成熟，过于因循守旧、一味复古，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再加上其内容过于繁杂，且前后矛盾，以至于“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在当时的秦始皇眼中并没有多大价值。
制度的摸索需要时间，秦始皇的希望，则放在“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的长子扶苏身上。父破子立、一严一松，这是古时帝王权术的常见套路，为此他甚至抓住扶苏进谏的由头，让其去监管帝国最为精锐的军队，毕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但人算不如天算，秦始皇在东巡途中的突然离世、丞相李斯的背叛、扶苏的愚孝、蒙恬的节操，都让秦朝的发展脱离了正常的轨道。从小学习如何“决狱”、本该成为一名官吏的胡亥即位后，主要干了以下几件“大事”：
鉴于自己得位不正，他决定以威服众：“更为法律，务益刻深”，自己的兄弟姐们几乎被诛杀殆尽，被牵连者更是数不胜数;
以严法驭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黔首即老百姓;
变本加厉、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复作阿房宫。尽征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稿。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
在大泽乡起义爆发后，秦二世仍将原因归结为“威严”不够，一边“用法益刻深”，一边深居宫中、制造高高在上的神秘感，将政事委交给“指鹿为马”的赵高。
也就是说，按照正常的发展，第二任皇帝应当让帝国上下缓口气;但不曾想，计划之外的接班人登台后，却抽出了一根更加粗壮的鞭子。而原本就对秦制不习惯的东方六国百姓，得知当今君主不是那位让人闻而生畏的始皇帝，于是陆续鼓足勇气、奋起反抗。
不过这并不是末日，大不了再来一次秦灭六国的壮举。
但是，今时不同往日，维持秦国/秦朝竞争力的体制基础——令行禁止、赏罚分明、公正公正等因素已不复存在，秦人离心离德，前线将士军心涣散、战力锐减，虎狼之师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楚国贵族后裔项羽、秦朝底层小吏刘邦得以崛起，成了逐鹿天下的新主角。
若嬴政活着，秦国/秦朝仍掌握着王牌
那么，如果嬴政活着的话，项、刘等人刚得过秦国/秦朝?难上加难。
我们先用一段话总结刘邦在楚汉相争中取胜的过程：
从汉中平定三秦，其后依托关中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再加上起用韩信、彭越、英布三位名将，最终击败强大的项羽。
首先我们可以发现，刘邦夺取天下，其实是重演了一遍秦灭六国。人才只是表象，关中的强大战争潜力才是刘邦获胜的真正底牌。
因此，如果嬴政在，就算山东大乱，但关中的秦制得以延续，秦人民心安稳，于是军心稳定;
制度完善、军心安定、保障有力，章邯、王离的队伍仍旧是我们熟悉的虎狼秦军;
保障有力的几十万虎狼秦军，不可能轻易崩溃，更不可能粮草断绝下败于数万楚军之手;项羽诚然是顶级军事人才，但他并不是神仙;
秦军保持优势，六国就是乌合之众。毕竟我们要明白，这些借着农民起义复辟的贵族势力，远远比不上当初嬴政统一天下过程中面对的完整六国政权。
即，秦国还是那个秦国，而六国已远远弱于当初的六国，对于嬴政来说，再统一一次天下有何难?
如果你要说人才优势，那么纵观战国近两百年，没有哪个国家比秦国更重视人才、更能吸引人才。
其实在陈胜死后，秦末的农民起义就已经结束了，接下来首先上演的是六国旧贵族的复辟，其后是刘邦韩信等人推翻旧贵族、把自己打造成新贵族的奋斗。
而在战国时期，秦国的一贯人才政策是这样的：不管你是哪国人，只要能帮我干活，就能享尽荣华富贵。商鞅、公孙衍、张仪、范雎、吕不韦、李斯....这些引导秦国强大的智囊与“大脑”，哪一个是秦人?司马错、白起、王翦家族、蒙氏家族......秦国何曾为缺少名将担心?
而嬴政，也延续了他祖上“用人不问出处”的优良作风。当初魏国人尉缭前往秦国，嬴政与他一聊倾心，立即将对方奉为上宾，以至于尉缭感叹：“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吓得想要逃走;
而在看完韩非子献上自己的书作后，嬴政更是发出过这样的感叹：
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不差于刘邦的人才态度，再加上秦朝的雄厚实力，嬴政会缺人才吗?
况且，最抗拒传统贵族的，没人比得上秦国君主;嬴政统一天下后，就是要以郡县制消化传统贵族政治。如果嬴政活着，本就在体制中的刘邦很有可能会为朝廷奋勇拼杀，出身底层的韩信等人也会以军功节节攀升，六国贵族，哪还有兴风作浪的机会?
当然，历史不容假设，以上都是无责任猜想。如果要给中国历史上的憾事排个名，秦朝的二世而亡当居首位。这个开创了中国大一统新时代、奠定了其后两千年封建政治基础的朝代，不应该落得如此下场;中原的百姓们，不应该再度沦为阴谋家、新旧贵族们谋取个人利益的炮灰。
参考资料：《资治通鉴》《史记》《商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