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随着网剧《清平乐》的热播，刷新了很多观众对于古代宋朝的认知。古典雅致的艺术、优雅得体的礼仪、精美大方的服饰，瞬间风靡在很多网友心中。再加上有“千古仁君”宋仁宗的所谓“仁义治世”，一千多年前的封建王朝，竟在恍惚间绽放出大同社会的曙光，这如何不令人沉醉?
可问题是，这个宛如“清平乐”一般完美的理想社会，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吗?士大夫口中所谓的治世昌盛又是真的吗?拨开层层滤镜，宋朝的“清平乐”就是一个笑话!
宋仁宗皇祐年间，监察御史包拯上了一道奏疏，向仁宗赵祯陈列了以下数据：
一、在过去四十多年里，朝廷的文武官员增长了一倍有余;
二、当下的官吏总数，是治理国家实际所需的三倍有余;
三、景德中期，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是4721.1万两，财政支出是4974.89万;到了庆历八年，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增长至10359.64万，财政支出也增长至8938.37万。
据此，包拯向皇帝宋仁宗提了一个问题：纳税户口根据统计，并没有多少变化，土地的产出甚至还不如往年，但朝廷的财政收入却短时间增长了一倍有余，为什么?
包拯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朝廷的横征暴敛在宋仁宗时代已愈演愈烈!
接下来，包拯又进言道：近些年朝廷的开支越来越多，很多地方官员玩起了“折变”的把戏，以临时需要的名义改征其他物产，原定交麦子的折变成交布帛，原定交丝绸的折变成交大米。
例如，在陈州遭灾后，政府下令将交小麦变更为交铜钱，每斗小麦折税100文，再加上运输杂税等，一共是140文。而当地市场上的小麦，每斗价格仅仅是50文。
包拯说，这些做法是二倍、三倍地剥削百姓，是在搞苛政暴敛。他问仁宗：“日甚一日，何穷之有?……输者已竭，然取者未足，则大本安所固哉!”
如此一天天地聚敛，何时是尽头?受剥削者已被抽干，汲取的人却还不满足，国家的根本还能保持下去吗?!
很多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吃惊，但笔者想说，包拯所言，并非仅局限于宋仁宗时代，而是跨越整个两宋的常态!
宋仁宗(剧照)
北宋开国之时，税赋就已经很高。用朱熹的话来说，是“祖宗创业之初”，有很多事要花钱，老百姓承受的负担“比之前代已为厚重”。且“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历代统治者盘剥老百姓的手段，在宋朝这里无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宋人李心传也说，宋太宗时的财政收入已“两倍唐室”，而之后“月增岁广”，政府税收一年比一年多，民众负担一年比一年重。
陈舜俞是庆历六年的进士。在他眼中，宋仁宗时代是一个民生凋敝的时代。他在给宋仁宗的一道奏疏中，总结了民生困苦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是官家的八项盘剥： “今天下之赋五：曰公田、曰民田、曰城邑、曰杂变、曰丁口。天下之禁三：曰盐、曰茗、曰酒。生民之衣食，举此八者穷矣。”
在这里，笔者也就浅谈一下陈舜俞所列的这八项剥削手段，来揭开这个用“清平乐”掩饰真相的封建王朝。
第一项，公田，指的是租种朝廷的土地要缴纳地租。这种地租在字面上比租种私田要低，但佃户因常年受到官吏的敲诈勒索，实际负担远远超过了字面上的地租。
自由农沦为佃户、农奴
宋仁宗时期，朝廷掌控的公田已达到40多万公顷，已远超全国可耕种田数的四分之一。换言之，朝廷是北宋最大的地主。而朝廷如此多的公田，也无疑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本是自由身的农民，却沦为了没有土地的农奴。
所谓民田，指的是民众耕种自家田地，需要向朝廷纳各种赋税。前文里包拯提到的“折变”，受到影响最大的即是民田。折变之外，还有一种“支移”，也是北宋自耕农们闻之色变的剥削手段。
耕种民田
“支移”，顾名思义，指的是民众不但必须缴纳田赋，还需承担官家运输田赋途中所必须的运输费。与折变一样，支移也成了政府增收的一种常规手段，而对于农民来说，则是又一大负担。
所谓城邑，指的是城市居民需要缴纳宅税、地税、婚嫁税等杂税。盖房子要征税，娶妻嫁女要收税，出远门读书路过税卡，随身携带的铜钱、铁钱也要纳税，农民则连耕牛、农具也要收税，北宋征税面之广，实可谓前无古人，民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物品，几乎都在征税之列。
而杂变，则指的是征收各类器械或物件，政府需要皮革就下令向民众征收皮革，需要箭杆了就向民众征收箭杆，没有皮革或者箭杆的百姓，那就按照官价用钱抵物，这里的官价也远远高于市场价，所谓的征收物件，最后还是变成了变相收税金钱。
至于丁口，就是人头税。宋真宗时代，各郡各州的人头税收得特别狠，甚至使得当地百姓不敢再养儿子，“民有子者或弃不养，或卖为童仆，或度为释老”，生了儿子不是抛弃，就是卖掉，再就是送到寺庙。
再到民间的三大禁品：盐、茗、酒，就是指北宋政府对食盐、茶、酒这类商品实施“禁榷”，也就是国家市场垄断。
垄断方式则主要包括：(1)官产官运官卖;(2)由官府掌控货源卖销售许可证给私商;(3)由民间生产，必须集中卖给官府，再由官府卖给民间。
以酒为例，在北宋中期，汴京有民间酒户70家，但这些酒户全部得向政府购买“官曲”才能酿造。为了牟利，北宋政府的一贯做法是多造酒曲，再摊派给酒户，根本不管酒户是否能把这些酒全卖出去，于是就出现了酒户“蹶产以偿”的问题。很多酒户最后不得已把家产全变卖了，却都还不上欠政府的酒曲钱。
食盐垄断和茶垄断也是类似的问题，政府通过垄断商品原产地和加收购买税，使得很多私营户主都大量破产，社会财富都集中涌向了官家。
政府垄断食盐生产
这也意味着：北宋政府利用自己的垄断权力，完全无视人民的消费能力。也因此，清代史学家赵翼认为，单就商品垄断一事可言，“未有如宋之甚者”。
在指斥了上述八项盘剥政策后，陈舜俞在奏疏的最后中直接否定了宋仁宗治下的民生：
“今夫取民之财可谓悉矣。一夫之耕，获者在田，而敛者在门。匹妇之蚕，织者在机，而征者在屋。天之所生，地之所产，苟可以衣且食者，皆为犯法禁，何民之不穷也!”
朝廷盘剥百姓财富可以说是用尽了手段。粮食在地里还没熟，征敛者已经上了门;布帛在织机上还没完成，汲取者已经进了屋。天地所生的东西，凡是可供百姓吃穿的，都变成了朝廷所有，由朝廷垄断控制，民众怎么可能不穷!
苛政猛于虎!
但不幸的是，无论是陈舜俞的奏折，还是包拯的上疏，最终都没有得到仁宗肯定的答复。
在宋仁宗赵祯看来，民生困苦并没有影响一个帝国的治安，而一旦施行改革，则意味着必将引发阶级矛盾，甚至会动摇到上层建筑的统治。因此，朝廷无意改革。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曾试图整顿官僚集团和军队，减少冗兵、冗官带来的财政压力，进而达到舒缓民生的目的。但却因为损害了封建官僚贵族的利益，而终于失败。
结语：在笔者看来，仁宗时期的“清平乐”只是上流社会沉醉的梦话!偌大的北宋王朝在剥削者的层层压迫下，早已变成了空心大树。统治者享受着来自底层剥削的财富而不思进取，吏治的腐败和士大夫的结党营私为此后的一系列矛盾埋下了伏笔，也为几十年后北宋的灭亡吹起了悼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