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宋朝这个朝代，总是会给人一种很复杂的感觉。因为这个朝代实在是太过于极端，一方面，宋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经济和文化的巅峰时期，不论是一直在古代受到压制商品经济，还是一直被后人诟病的古代科技创新，都在宋朝时期大放异彩;另一方面，宋朝虽然在经济上远超盛唐，但不论是军事实力还是对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慑力，都无法和盛唐时期相提并论。所以，每当后世的我们提到宋朝这个朝代，总会有一种“积贫积弱”的文弱感。
但宋朝这个朝代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事实，第一，宋朝存在的时间一共是319年，在大一统王朝中仅次于汉朝;第二，宋朝虽然文弱，却并不是直接灭亡于来自王朝内部的反抗，而是外部少数民族政权的入侵;第三，宋朝虽然也有来自内部的农民起义，而且数量还不少(两宋一共400余次)，但却只有两次达到了大规模的程度。这些事实不由得让人好奇，为什么这样一个文弱，外战大多数时候处于劣势，内部农民起义并不少的王朝，却只形成了两次大规模反抗，存在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唐朝呢?
要讨论政治的问题，根源要从经济上面去找。就如同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分析宋朝农民起义为什么达不到大规模的原因，我们当然也要从经济上来进行分析，毕竟只有生活过不下去了人民才会想要起义造反。
首先，我们从农业来进行分析，为什么农民的生活没有到过不下去的地步。整体上来看，宋朝的农业生产水平相比于唐朝是有着巨大的提升的，或许会有读者朋友觉得很疑惑，宋朝的领土面积明明远不及唐朝，为什么宋朝却比唐朝的农业生产水平更高呢?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唐朝的领土面积虽然大于宋朝，但主要是多在东北和西北以及长城以北，这“三北”地区都有一个特点，不适宜耕种(东北虽然是现在的“北大仓”，但当时并没有进行大规模开发)。
而宋朝虽然领土面积相对于唐朝来说缩小了不少，但是宋朝保留了中原王朝控制的绝大部分核心区域。而在古代正是这些地方为朝廷贡献主要的财政税收。而宋朝相比于唐朝在农业上更加具有优势的地方是在南方的开发上。其实远在唐宋之前中国就开始经济重心南移，但是真正实现彻底的经济重心南移，对南方进行大力开发的正是宋朝时期。尤其是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农业发展，甚至一度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宋朝虽然南方经济崛起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变得富裕，但对于农民就没有压迫了吗?有的，而且宋朝还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个“不抑兼并”的朝代，土地兼并问题非常严重。我们知道，当土地兼并问题特别严重的时候，“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种现象一旦出现就会很容易爆发农民起义，但宋朝繁荣的经济却给这种火药桶的情况降了温。
这种情况的出现要归功于两大原因。一方面还是农业的因素，在古代，失去土地的农民因为缺乏谋生手段的原因，只能选择租借地主的土地来进行耕种，这种农民被称为佃农，而与之相关的制度就是租佃制。租佃制虽然租佃制早已产生，但直到宋朝才占据主导地位。
宋朝之前的佃户堪称农奴，他们没有户籍，只能依附于地主并且其人身自由受到严格的约束，没有社会地位可言，地主对于他们的剥削和压迫几乎和奴隶主没有太大区别，地主可以肆意迫害手下的佃农，出人命也基本不会受到惩罚。这种制度下的佃农自然反抗情绪极高，因为他们的生命和生活的权利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但宋朝的租佃制度相比于之前的那些原始的租佃制度有了极大的进步。首先，佃户不再完全依附于地主，因为朝廷给两者都给予了户籍，所以，从政治层面来讲，地主和佃户拥有同等的地位，而不再是隶属关系。并且佃户的人身自由也得到了极大地改善，他们不再被限定在地主的土地上，拥有了迁移的自由，迁移后便可以摆脱与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
而另一方面，就要归功于宋朝繁荣的商品经济了。前文我们已经知道，在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是受到朝廷打压的，商品经济繁荣在古代是动摇封建统治基础的现象，因为经商的利润肯定是远高于务农的，但封建王朝的经济基础又是小农经济，只有农业作为国家的经济主体才能保证封建王朝的延续，所以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基本国策。
在宋朝，商业空前繁盛，大宗商品交易的盛行甚至催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诞生，在南宋时期国家还颁发了专门的官方纸币“会子”。足以见得，在两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之迅猛。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宋朝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这样一来，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的农民的谋生手段匮乏的问题就得到了大大地缓解。之前农民失去土地只能选择依附于地主，但在宋朝他们可以选择前往城市寻找谋生机会，这样一来农民因为活不下去而选择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就小了很多。
所以，综上所述，从经济上分析来看，宋朝整体上经济发展良好，使得国家经济繁荣，农民整体上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而在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制度上，改进租佃制以及放宽对商品经济的约束，使得农民能够不至于被压迫到活不下去，继而铤而走险的地步。因此，宋朝虽然出现400多次的农民起义，但达到大规模的只有北宋初年的王小波起义和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