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听到朋友们赞叹北宋时期经济繁荣，历代皇帝基本都于民休养生息，是封建王朝中极不错的，然而，在宋朝人心中呢?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真的不错吗?或许生活在宋仁宗时期的百姓会认为自己过得不错，但是神宗在位期间，百姓们就不一定这么想了。作为时代的见证者，苏轼留下了许许多多与当时社会有关系的文章，小佛读他写在神宗时期的作品时，能深深地感受到他的无力，也能想象出他笔下的百姓生活艰辛，毕竟——天灾频发，人祸不绝。
宋神宗即位时20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思想上也相对激进，认为只要进行改革，就能够改变政权的各种弊端，于是重用王安石，实行变法。仁宗朝时期，苏轼主张进行改革，没必要守着祖制，而神宗朝时期，苏轼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不利于政权的稳定、会让百姓觉得难以接受，坚决反对变法，而这自然就得罪王安石，处处被穿小鞋，无奈之下，苏轼自请出京，神宗给了苏轼一个好出去，让他去杭州做通判。
在杭州，苏轼被西湖美景吸引，写下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如：“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与此同时，苏轼更多看到的是百姓的艰辛。
在我国古代有三大灾：蝗灾、水灾、旱灾，灾难发生时对社会稳定有着极大的影响，而这三大灾害通常还结伴而出，尤其是旱灾之后常常紧随着蝗灾，虽然总体上就数量而言蝗灾发生的次数没有水灾、旱灾多，但危害程度不比水旱等灾害小，甚至破坏力更大。
苏轼在杭州任通判的两年多时间里，杭州恰好时灾祸频发，有时候一连下十多天雨闹水灾，有时候一个月甚至几个月不下雨闹旱灾，以至于苏轼常常奔波在杭州府下面各个县，而那些居庙堂之高的皇帝与朝廷大员根本不管百姓死活。
一次苏轼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看到那观音端坐堂中，享受百姓供奉，却不显灵救身处灾害之中的百姓，于是有感而发写下一首《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表面看是讽刺观音无所作为，实际上将皇帝、将朝廷大员比作毫无作为的泥塑菩萨：
蚕欲老，麦半黄，山前山后水浪浪!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水灾旱灾都有出现，怎么可能少了蝗虫的身影。苏轼在即将离任杭州通判时恰好遇到蝗灾，他尽力救灾，工作之余给在山东任职的弟弟去信，信中有诗《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二首》，第一首诗中直接给弟弟苏辙描绘了一幅蝗虫遍地的画面，飞蝗成阵，像弥天塞地的烟雾自西方蜂拥而来，秋雨都不似这样密集，“西来烟障塞空虚，洒遍秋田雨不如”。
然而，百姓所面临的不仅仅有三大灾难，更有繁重的劳役与赋税、严苛的新法等等。
熙宁五年，杭州一带要开新的河流用来运送官盐，而这必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需要百姓服劳役，在古代，服劳役是普通百姓必须做的事，因朝代不同，百姓每年做劳役的时间不同，一般说来，需要开河或者修建宫殿、城池的时候，百姓就需要服较长时间的劳役，那时劳役是义务，需要自带干粮，苏轼认为开河会让百姓错过耕种，不利于百姓的繁衍生息，“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于是坚决反对，但是他的意见没有被接纳，反而是要求他前往监督。
北宋到仁宗时期三冗问题严重，宋仁宗本来希望新政来减轻三冗问题，然而遭遇到守旧派的反对，新政很快就夭折，到了宋神宗时期，百姓的赋税压力更大，毕竟官府的开支越来越大，想要填补这个洞，官员们自然会分摊到百姓身上，苏轼在杭州时，眼见灾害多，百姓收成少，生活艰难，但是官府收赋税却只要钱不要粮食，百姓为了换取钱粮，都把粮食拿出去卖，可是卖得人多卖得人少，明明收成少，粮价却也是低，为了凑够钱给官府，百姓卖粮之外还卖屋、卖牛，第二年将会更加难熬，只能沦为流民，看到此情此景的苏轼感慨万分，写下一首《吴中田妇叹》传世：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茅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苏轼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在他眼中，百姓生活如此艰难，有很大部分原因来自于严苛的新法。
以食盐为例子，在古代食盐是官府经营，费用很高，不允许私人贩卖，但凡百姓贩卖食盐，就是偷税漏税，就是违法犯罪。王安石实行新法之后，百姓需要缴纳的盐税更多，百姓只能被迫加入贩卖私盐的行列，苏轼在杭州就没有少处理这类案件，更有甚者为了在贩卖私盐时不被官兵抓到，纷纷带着刀剑出门，遇到官军就拔刀相向，这是有胆子的百姓做的事，那些胆小又没有本钱的贫苦百姓，只能选择不吃盐。
再说说新法中的青苗法，王安石指定这个法令的初衷是好的，“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然而地方官员或为了政绩或为了个人利益，强制农民借贷，甚至高于新法利息借出，增加百姓。苏轼曾写下《山村五绝》描绘自己看到朝廷实行新法后对农村造成的巨大危害，这其中就包括的青苗法对百姓的伤害：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