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后，开国皇帝朱元璋把土地管理和基层管理创新结合起来，推行了“黄册”“鱼鳞册”和里甲制度。“黄册”即户口册，“鱼鳞册”即土地册，如果不考虑其间具体技术方法的变化，这两种册籍一直沿用至清代和民国。里甲制度是一种基层组织形式，每个里甲实际上是一个有很强集体认同感的基层组织或合作社区，承担着赋役催征、社会教化、基层治理、行政管理等公共职能。
上述所讲的三大制度相互配合、相辅相成，构成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赋役制度，以及基层社会治理高度结合的有效机制，能够实现多重目标。
同时，朱元璋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节俭，其本身出身穷苦，能够体会百姓的难处，并且他是一个严格对待自己和别人的人，对于官员贪腐问题，朱元璋的治理手段可谓狠辣，因此，明朝前期和中期的贪腐程度是很低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一方面明政权把土地和人丁结合在一起，使得人人有土地，可耕可住，另外一方面，贪腐遭受打压，没有官员们侵占百姓住房和耕种用地，为什么还会出现住房紧张的问题呢?并且在住房紧张的局面下，明朝廷还出台房产“限购令”呢?且看下文。
“限购令”是指政府出台的房屋限购政策，中国历史上，唐朝卖房“先问亲邻”;明清限购：禁止官员在工作所在地买房。明朝《大明律例》规定“凡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禁止官员在任职地购买房产，有违者打五十大板，开除公职，没收房产。
由此可见，明朝的房产“限购令”，其实针对的是官员贪腐问题。为什么限制官员买房呢?原因很简单：官员受贿的形式多种多样，唯独无偿或者低价受赠不动产难以查清，既然难查清，干脆就不让他们在工作所在地拥有房产。
为什么明朝治理贪腐要这么严格呢?效果又如何呢?答案正如上文所说，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的苦难使其深感官员贪腐给底层老百姓所带来的苦难，因此，在他即位后，对各种腐败行为进行了堪称严酷的打击。
虽然朱元璋以各种残酷的刑罚严惩贪官污吏，其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措施之精确，收到了强烈震慑作用。但纵观朱元璋从登基到驾崩，他“杀尽贪官”运动贯穿始终未减弱，当政31年，先后发起6次大规模肃贪，杀掉贪官污吏15万人，但贪官现象始终未得以根除，其在晚年也只能发出“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的哀叹。
不可否认，明太祖朱元璋肃贪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其所采取的种种手段也是相当严酷的，其肃贪的效率之高也足以令人咋舌。但朱元璋在肃贪的过程中，忽视了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监管制度的建立。就拿房产限购令来说，虽然禁止官员购买过多的房产，但是下层官员变着法购买，甚至贿赂来考察的官员，使得对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实上还是等于没有限购令的存在，根本原因就在于缺少监督执法机关公平公正执法的监督机构，虽然明朝有特务机关，但特务机关主要做的工作是监督谁有反叛之心，而不是谁有过多的房产问题。
总的来说，明朝的治贪腐手段虽然很多很严格，但是，缺乏有效的检查机关和系统，使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永远存在，这对后世的启示就是出台政策不能够从单一维度去思考它的执行和价值，要考虑到影响这个政策的其他因素，以及这个政策要发挥作用需要哪些先决条件，否则就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废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