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商人”这一行业在古代的地位不高，这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的一大特征了。
从商鞅变法的时期开始，“重农抑商”就一直是国家的基本国策，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
究其原因，无外乎这些人在很多方面都威胁到了统治的稳定。
从经济发展上来说，商人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
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古代社会里，种植业是社会财富增加的主要渠道。国力增长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引导治下人口进行更高效的生产活动。
农业是直接创造价值的行业。
而商人则不同，他们更大的作用是让生产出来的物品进行流通，本身不创造价值，但能让物品更好地实现价值。
他们的经济来源就在于将不同事物送给不同需求的主体，以此来赚取更多的收入。
比如，齐国能从朝鲜半岛进口“文皮”，也就是虎豹之皮，在当时中原非常流行。这些商人就通过自己的渠道，将收购到的文皮销售给其他地区。
虽然从大的范围来看，齐国确实因为商业而繁荣，但从其国内来说，这种繁荣有一定的虚假成分。
要知道，农业生产而来的食物等物资在当时是属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储备，粮草的多寡往往能决定战争的胜负。
而这些物资都不是用钱就可以随意买到的。那么齐国虽然因为经商而富有，但也会因为经商而耽误国力积蓄。
春秋战国时期如此，后来的封建社会更是如此。
商人这一职业的存在，虽然是社会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但绝对不能过多，必须要对他们进行限制。
否则的话，一旦不生产价值的商人多了起来，相对来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就会减少，社会财富的积累就会减缓甚至停止、倒退。
这对于以农业为基础的古代社会是毁灭性的打击，自然要加以抵制。
从社会管理上来讲，商人不利于治下人口的管制
在古代，商品的流通讲究的是“互通有无”，将一个地区过剩的物资输送到另一个稀缺之地，以此来赚取高额利润，所以商人都是比较富有的。
但是，这也就决定了商人具有非常高的“流动性”。
这些人居无定所，虽然有籍贯，可以探查其来历，但常年在外，即使是国家层面想要找这个人也非常困难。
而古代进行“税收”、“徭役”等事项时，这一部分人就显得尤为不好管理。
除此之外，古代的商业运作模式并不像今天这样成熟，商人带着物资进行流通，很容易造成源产地与销售地都出现不良影响的现象。
比如，源产地物价正常的阶段里，其他地区突然紧缺物资，商人大肆采购之后运送至该地区售卖，虽然缓解了紧缺现象，但对于源产地来说，很容易造成物价激增，这对于该地的治理者来说是一件非常头痛的事情。
而外来物资的涌入只是暂时的，经常会导致本地物资销售出现问题，价格下跌，让本地生产者利益受损，甚至破产，对于该地的治理来说也是很大的问题。
再有，商业行为不是一件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事情，往往会持续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除却销售所带来的物资之外，还要对当地商品进行采购，这个度不好把控不说，这些外来人口的管理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从历史发展上来看，商人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商人的“流动”自然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对以稳定为追求的小农社会来说具有非常不利的影响。
首先来说，商人积累财富的速度是要大于农业生产的，这才会使得一些人不惜冒着风险和辛苦也要长途跋涉地经商。
他们的生活条件要比普通人都要好，这就会给更多的追求财富者树立不良的榜样。
当更多的人以“商人”为模范，开始放弃农业进行经商的时候，土地荒芜、人口流失就是必然的结果。
这动摇了农业社会的统治根基。
而更重要的是，在古代，商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一致。
商人虽然能使得产品更好地实现其价值，但这其实是一个与国争利的过程。
商人虽然也要为国家上缴各种费用，但相对于其财富的积累来说是极少的。他们只是将数量固定的社会财富进行搬运而已，并不能使得社会财富增加。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蛋糕的大小不便，分配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更大的蛋糕进入到了一小部分人手中，激化了社会贫富差距。
这在古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往往当财富集聚到少数人手中的时候，就意味着更多人的生活质量会急剧下降，到了无法生存的时候就会出现动乱。
每逢动乱的时代，这些手握大量财富的人对国家来说就非常危险。所以很多朝代都会搞得一些大商家破人亡，这是防患于未然。
商人“逐利”的本质和“流动”的特性决定了，这些人的信息搜集能力都极为出众，这是“间谍”工作最需要的。
所以，像春秋战国阶段里，很多“商人”其实是受国家扶持的“间谍”，也是各国消息打探的重要来源。
所以，商人不像农业生产者，他们的利益和国家不是绑定在一起的。农业生产赖以存活的基础是国家稳定，而商人并没有这样的制约。
这也就决定了“商人”这一社会阶层不可能得到农业社会的统治者完全的信任，他们只能是被利用的群体。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商人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都要开始购买土地，从商人转行到地主。除了需要一个稳定的生活之外，还有自保的成分。
实在是因为，在古代“商人”这一职业是没有前途的，并且还伴随着“被清洗”的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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