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起兵”是隋亡唐兴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历来为史家所重视。但谁是起兵的决策者呢?可以说从唐初起这就是一桩疑案。
贞观史臣如魏征、房玄龄等，虽有“良史”、“直笔”之美称，但他们修“国史”、“实录” 皆是应太宗本人“自看国史”的要求撰录的，“曲笔之惰”在所难免。关于“晋阳起兵”首谋决策人物的记载，就有贬低高祖，吹捧太宗之功的倾向。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均-致颂扬了太宗在“晋阳起兵”时的作用，都是沿袭唐初的《实录》等史书的观点。
“晋阳起兵”是叛隋的秘密行动，是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策划的，其真相本不易知，及经贞观史臣的篡改之后，就更难于探明它的究竟了.“晋阳起兵”的首谋决策人物，究竟是李渊还是李世民?作为历史上的疑案，曾引起学界的众多讨论。
有人认为李渊是胸无大志沉溺于酒色的无能之辈，根本不能掀起反隋的风暴，他起兵取关中、建立唐王朝，主要是依靠的是李世民的谋略与战功。而且，李渊的起兵最开始也是被迫的，是李世民拉他踏上了反隋的大船。这都是根据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的记载：“我儿诚有此计，既已定矣，可从之”(《旧唐书》);“高祖起兵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新唐书》);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之谋”，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资治通鉴》)。有的人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对李渊的作用作了较高的评价。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后世往往以成败论人，而国史复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也说：“谓高祖起兵，太宗有大力焉则可，谓其纯出太宗则迟矣”“谓其素无叛隋之心，固不可也”
要了解“晋阳起兵”的内幕，必须抹去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料的曲笔灰尘，才能显露出历史的真相。
实际上，李唐起兵反隋的全过程，自始至终都是李渊组织领导的。李渊是一个颇具雄心，且富于权谋，早有四方之志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早在“晋阳起兵” 前，他就曾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派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为反隋积蓄力量，作组织上的准备。接着，李渊又以策略手段，稳住了隋炀帝，掩盖了自己叛隋的意图，为起兵争取了充分的准备时间。李渊担任太原留守之后，通过努力表现，逐渐获得了太原周边各种力量的支持，成为北方部分力量寻求的新的保护伞人物。
早在大业七年(611年)，杨玄感起兵前，李渊任卫尉少卿往怀远(今辽宁省朝阳县附近)督运粮草、路过涿郡时，就曾与人密论过天下大事。杨玄感起兵后，他握有重兵，但始终迁延不发，表明他是一个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官僚、是个老谋深算的宿博。隋末之际，各路起兵反隋者大有人在，却均以失败而告终，惟李渊获得了成功。历史证明，他选择的大业十三年于晋阳起兵，是一举成功的最好战机。
“晋阳起兵”是李渊久已在胸的反隋计划的第一步。接着，他就攻入长安，“约法十二条”，很快地稳定了关中秩序，取得了做地主阶级代理人的资格，顺利地走完了从起兵到坐上皇位的全过程。他在隋末诸雄的角逐中，无疑是最有远见的，因而取得了地主阶级的拥护，建立了大唐王朝。
综上所述，有理由认为李世民是“晋阳起兵”的直接参加者和策划者之一，但绝不是首谋决策者。大业十三年，李世民年仅二十岁，虽然在“解雁门之围”等战斗中崭露头角，但无论从资历还是声望上，都无法盖及李渊。他以“聪明勇决、识量过人”的才智，参与了“晋阳起兵”，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是事实，但他这些行动都是在李洲的‘授意” 下进行的;他在“晋阳起兵”时的组织和领导作用，是绝不会超过父亲李渊的。
公平地说，参加“ 晋阳起兵”只是唐太宗走向政治舞台的起点。正因为如此，李世民的皇位，不能从合法的继承方式取得，而只能经过“玄武门之变”这样的手足残杀事件取得。这种行动，当然受到了 封建法统与封建伦理的指责与非议。他当上皇帝后，就命史臣撰写《国史》，为自己辩护。史臣们鉴于太宗的功绩和优秀的执政表现，也愿意挖空心思，帮助他在“晋阳起兵”的密谋上略作文章，所以便委屈了唐高祖，突出太宗的主动地位，把太宗捧为起兵的精心策划者，使太宗成了李唐王朝的真正奠基人，这样就能使他获得的皇位更加“合法”。可是这样一来，就留下了“千秋功罪，后人评说”的历史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