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西魏分立三年后的537年，高欢为了一举消灭西魏，亲自率军进入关中，在陕西渭水以北的沙苑向宇文泰发动进攻。然而，宇文泰方面拼死防卫，高欢遭受惨败，不仅如此，山西要地蒲坂还被西魏夺取。
次年，宇文泰亲自率军进攻洛阳，与高欢麾下猛将侯景在洛阳北面的邙山相遇，结果被侯景击败。这使得在沙苑之战中被俘的东魏诸将叛离西魏，宇文泰的老巢长安陷入极度紧张之中。高欢乘机迂回蒲坂，打算从孟津渡黄河进攻关中，在邙山吃了败仗的宇文泰火速撤回长安，收拾了局面，有惊无险地避开了高欢的锋锐。
北齐和北周替代两魏之后，这种状况仍然持续到高欢之子文宣帝高洋在位时。据史载，北周害怕北齐的进攻，在黄河天险布下防线，乃至在冬天打碎冰面，以防止东军从黄河结冰面上过河。然而，历史的天平却逐渐向西魏和北周一侧倾斜，最终由北周灭掉继承东魏的北齐，并在北周的基础上建立了隋朝。这背后到底是哪些原因呢?
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实力弱小反而促使西魏和北周集团增进了团结。宇文泰继承了贺拔岳的部众和孝武帝带来的数量不多的兵将。而贺拔岳的部众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讨伐关中叛乱的万俟丑奴时从尔朱荣军团中派遣的将士，另一部分则是万俟丑奴的残部，具有杂牌拼凑的浓厚色彩。另外，由于北魏末年的混乱，关中各地随处可见自卫性质的军队组织。为了整合这些混编集团，迫切需要采用促进集团团结的政策。在制定国是政策的过程中，关中武功出身的苏绰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苏绰作为宇文泰的谋士可谓功劳卓著，其中最大的贡献是推行《周礼》中的周官制度和制定六条诏书。周官是指中国周代的官僚体制，记载其具体官职和结构的《周礼》被奉为儒教圣典。在这个时期实施周官制度，容易被人看成是历史的倒退。然而，正如宇文泰之子孝闵帝接受西魏恭帝的禅让而创立北周王朝所表现的那样，明确周礼的国策地位，以此对国家进行管理、运作。那么为什么他们在制定国策时，如此执著于周礼呢?
周代制度原本与胡族毫无关系。当五胡入侵中原刚刚建立起胡族政权时，几乎没有考虑过遵循《周礼》。然而，北魏时期，《周礼》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制定国策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到了孝文帝的时期，逐渐采用了均田制、三长制等以周礼为典范的各项政策。均田制得以在华北地区推行的背景，在于长期的战乱造成大量可供分配的荒地存在。正是由于国家和社会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周礼》才得以被采用。另外，对于这个时期的统治者胡族阶层而言，由于《周礼》的构成和内容都比较原始，反而易于接受。西魏、北周时对周礼的执著和采用，可以说就是对孝文帝路线的继承。宇文泰和苏绰在孝文帝路线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援用周代官制，在西魏时期推行了这种周官制度。
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西魏、北周继承和发展了北魏的国家正统。宇文泰的政权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内部团结，应对与东魏和北齐的战斗。
苏绰制定的六条诏书倡导“治心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要求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做好准备。据说宇文泰要求各官员牢记这六条内容，不能领会其精神的地方官不得任职。而六条诏书和《周礼》六官制存在一定的联系。
周礼的影响表现在理念和官制等各个层面，进而涉及当时最重要的军队制度。西魏鲜卑族的士兵很少，单靠鲜卑族军队难以与东魏的军事力量相抗衡。因此，政府也从汉人中征兵，努力增强军队的实力。宇文泰在军队中设立六位柱国大将军，六位柱国大将军以下各设置两位、共计十二位大将军，十二位大将军以下各设置两位开府仪同，共计二十四位开府仪同，组成二十四军。二十四军制也被认为是唐代府兵制的源头，这种军队制度成功地集聚了胡汉的力量，为西魏和北周的兴盛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而军队以六、十二、二十四等六的倍数构成，这显然是源于周礼的思想：天子六军的思想，即以一万两千五百人为一军、周王统率六军。
可见，西魏、北周深受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渊源《周礼》的影响。正是通过结合《周礼》中的政治思想对内部进行改造整合以及制度建设，使得王朝的蒸蒸日上，日后超越北齐，惠及四代(西魏、北周、隋、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