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自“安史之乱”结束后，藩镇割据的问题开始初见端倪，并成为了遗祸唐朝百年之久的存在。以至于，唐朝最终因藩镇之乱而走向覆灭。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便可以发现，“河朔三镇”近乎成为了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的一个代言词。这中间，“河朔三镇”所指的为河北地区的卢龙、成德与魏博三镇。
历史上“河朔三镇”的诞生，同“安史之乱”平叛的不彻底，有着很大的关系。当时，刚刚继位的唐代宗，急于平定“安史之乱”于是，便采取了招降的方式，而河朔变乱的祸根，便于此时被埋下。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自公元763年“河朔三镇”确立，直到晚唐乱局打开的这一百一十年时间里，“河朔三镇”总共发生过六十五起的变乱。换言之，唐宪宗时期有“元和四十八藩镇”的说法，而小小的“河朔三镇”变乱次数就达六十五起。并且在这一百年时间中，算上“河朔三镇”唐朝的藩镇变乱次数，藩镇变乱次数一共为一百七十起左右。总之，“河朔三镇”对于唐朝而言，无异于一个火药桶般的存在。
由此可见，“河朔三镇”割据的问题，使得唐朝处于了一个长期阵痛的状态。同时，关于“河朔三镇”割据的问题，还有很多的细节值得我们深入了解。这中间，“河朔三镇”于百年时间中，虽然是变乱不止的状态，但“河朔三镇”却未曾完全脱离过唐王朝，而只是选择割据。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河朔三镇”所以会出现如此的情况，实际上同“河朔三镇”的游离性有很大的关系，这一观点为《唐代藩镇研究》中所提出。这种游离性所指的主要就是，“河朔三镇”虽然一直实行割据，但其却不能完全脱离唐王朝这一政治框架。这是因为，“河朔三镇”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并不属于“安史之乱”那样的帅叛，而属于纯粹的兵叛。
在“河朔三镇”割据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河朔三镇”所发生的变乱，并非都是反抗唐王朝的叛乱，而绝大多数都是藩镇内部的变乱。而这种变乱，则多是因拥立节度使而起，即藩镇之兵，通过拥立节度使来维持自身的利益。因为，这些藩镇之兵经过时间的发展，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利益群体。这些利益群体，本质上受利益的驱使拥立节度使，以此来截留赋税，一旦节度使显现出同唐朝对抗的意向，那么藩镇之兵便会以变乱的方式重新拥立节度使。
可见，历史上的“河朔三镇”所以不会完全脱离唐朝，主要就在于，“河朔三镇” 的核心并不在于节度使上，而在于藩镇之兵，节度使充其量只是其利益的代言人而已。并且，对于这些藩镇之兵来讲，脱离唐王朝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因为，以当时的情况来看，三镇即便脱离了唐朝，其也很难完全面对唐朝的弹压态势。这样的情况下，倒不如在唐朝的框架下，奉天子之名行割据之实，这样既能保证自身的利益，同时也能避免将自身置于危险的境地。以至于，变乱频发的“河朔三镇”，于晚唐时期成为了最不希望唐朝解体的一股力量。
历史上“河朔三镇”割据的问题，可以说在古代史中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其一直同唐朝背道而驰，但又始终无法脱离唐王朝。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中实属罕见。可以说，“河朔三镇”的出现，使得唐朝中晚期的历史呈现出了一幕幕诡异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