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时期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生产力发展，财政宽裕，居民生活也相对富裕。因此，可以称得上是封建的盛世。比如，从纵向来看，大清胜过汉唐，而横向来看，还胜过其他国家。但是，很多知名历史学家提出疑问：为什么明清以前原是先进的中国，到了乾隆之后迅速衰败，最终变成了落后的中国呢?
先看看清代官僚特权盛行的状况。
清代赋予八类人犯罪由皇帝裁决或减轻处罚的司法特权比如有这么一些情况：能斩将夺旗摧锋万里，或率众来归安济一时，或开拓疆宇有大勋劳，铭功太常者;有大德行之贤人，君子其言行可以为法则者;有大才业能整军旅治政事，为帝王之良辅佐者;有大将吏谨守官职，早夜奉公，或出使远方，经涉艰难，有大勤劳者;爵一品及文武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者。
这一段话看起来很难理解，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做大官和立功就能抵过，法律拿这些人没有办法。
再看看，当时的社会民众又是享受何种待遇?
而当民众群体行为冲击社会秩序，触犯国家统治，清政府也予以严厉镇压：不法之徒，如乘地方歉收伙众抢夺，扰害善良，挟制官长或因赈贷稍迟，抢夺村市，喧闹公堂及怀挟私愤纠众罢市辱官者，俱照光棍例治罪。
清代法律严厉禁止民众的抗粮、罢考和罢工等行为，比如，刁民假地方公事，强行出头，逼勒平民约会，抗粮聚众，联谋敛钱构讼及借事罢考罢市或果有冤抑不与上司控告。依照大清律法就要被拟斩立决，为从拟绞监候。
这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大部分普通老百姓在大清时期毫无个人权益。
可见，国家权力不受制约，而民众权利缺失，无法抗衡国家权力。由此，两者的合作博弈只是暂时的，而非合作博弈是常态。
事实上，康乾盛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皇帝个人而不是稳固的社会制度。
皇帝自身对国家走向与命运具有重大影响。康熙比较宽容，约束国家权力，减少权力对民众的骚扰，国家与民众呈现为良性合作博弈，盛世兴起;雍正多疑刻薄，乾隆好大喜功、固步自封，国家权力不断侵入社会生活，兴起大规模文字狱和连绵战争，国家与民众呈现为恶性非合作博弈，盛世走向衰败。
皇帝往往集英明与昏聩于一身，集理性与非理性为一体。皇帝既可能是辉煌的创造者，也可能是衰落的元凶。
因此，仅仅依靠明智的君主而非稳定的社会制度来创造与维持盛世，这只能是暂时而不能长久的。
这也给我们带来了历史启示，当国家权力无法受到有效制衡，而普通百姓权利缺失时，社会发展就缺乏坚实基础，民众就无法发挥积极性，即使社会繁荣也只是表层现象。当国家权力被制约、百姓权利受到有效保护时，不论地域、职业、阶层和性别，百姓才能被激发出创造历史的无穷潜力与巨大能动性，社会也才有真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