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以宽失天下，朕救之以猛，小人但喜宽。
这句话是朱元璋称帝之后所说，身为大明朝的开国皇帝，他对元朝政治得失的总结也是在为自己提供治国思路。元朝的成立标志着传统的汉人王朝断代，朱元璋身为再造汉人江山的君主，在立场上自然应该与蒙元划清界限。事实上，在明军北伐之前所发布的《谕中原檄》中，朱元璋也曾痛斥了元朝统治的黑暗。先是用传统的儒家礼义廉耻大骂元朝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
之后也揭露了元朝统治下百姓所遭受的苦难：“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我们都清楚，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所以无论前朝做了什么功绩，只有对其进行抹黑，才能凸现新朝的正义性和伟大。按照这一逻辑，朱元璋揪出元朝统治的不足之处加以批判就够了。但事实上，元朝并非是我们以为的那种疯狂压迫百姓的暴政集团，反而统治阶级相当的宽松，以至于朱元璋本人都说“元以宽失天下”。
那么，元朝统治时期，到底是如何宽纵的呢?
蒙古族的继承制度和汉族不同，由于游牧民族的天然特性，每次权力交接都会引起或大或小的动荡。比如蒙哥汗死后，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都具备继位资格。二人互不相让，导致了原先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出现了分裂，元朝只是其中之一。元朝建立之后积极学习汉人的先进制度，虽然极力避免争夺权力带来的动荡，但还是出现了“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酖兄”等诸多乱局。统治阶级的内部斗阵成为了元朝的主要矛盾，这位使得统治阶级没有过多的精力去压迫底层百姓。这一继承制度上的“宽”，说是制度的不够完善更为贴切。
在对南宋发起最后的攻势时，为了在南方地主阶级心中树立一个好形象，元朝推出了非常宽松的税收政策。史载：“自唐以来，江南号为殷富。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吴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吴中富盛闻天下。”税收从一斗下降到三升以下，换句话讲就是降税70%以上，此举于劳动人民而言无疑是最实在的福利。但这种宽松的税收政策也带来了诸多问题，首先自然就是国家财政的混乱。其次，地方官员为了谋私利肆意破坏税收制度，多收的税也全都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
税收是国家的根基之所在，敢在这个上面搞小动作就不怕朝廷治罪?由此又可以发现元朝的另一个“宽政”之处——不杀贵族。元朝的贵族犯了罪，哪怕是杀人的罪过，只要交够一定的罚款就能够啥事没有。清朝和珅为乾隆帝敛财时搞出了一个“议罪银”制度，其实就是跟元朝学的。这种在法律上对贵族的宽纵，也无疑是激化阶级矛盾的一个重要导火索。正因如此，朱元璋才会说“元以宽失天下”，只不过这里的“宽”字，不是“宽容”也不是简单的“宽松”，而是制度不健全下的各种漏洞。
朱元璋说：“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昔秦失于暴，汉兴济之以宽，以宽济猛，是为得之。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宽猛相济，惟务适宜尔。”在吸取元朝灭亡的教训上，提出了大明“宽猛相济”的治国方针。对封建统治者而言，牧民与牧羊的道理是相通的。不同的是，汉人王朝的统治者会划定区域让羊吃草，而元朝统治者却认为只要羊还没死就行了。虽然这个比喻不够合理，但正好形容元朝为何会“以宽失天下”，因为“羊”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