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湖熟，天下足”是南宋时期的谚语，其实早在唐朝，江南地区就已经是全国的经济重心了。安史之乱爆发后，河南、河北以及关中地带全被叛军控制。唐朝之所以能够从灵武起兵、恢复中原，除了在军事上的胜利之外，江南地区在经济方面还给予了支持。当时汴水废绝，漕运无法运抵关中，导致百官俸禄拖欠，米斗千钱，幸亏转运使刘晏把江淮地区的谷物、大米输入关中，才化解了危机。之后河北藩镇跋扈，而东南依然太平，大唐帝国得以艰难地维持着，韩愈就曾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直到唐懿宗时期，庞勋作乱，东南震动，影响了国民经济的运转;之后黄巢从山东游击到岭南，极大破坏了东南地区的经济，这才促使唐朝走向灭亡。
两宋时期江南地区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日益巩固，元朝混一天下后，虽然定都北京，但按照当时人口的分布来看，大都路仅有40万人口，而江浙地区的杭州路就有180万口，苏州地区的平江路则有243万口，南北差距非常悬殊。所以元朝末年，方国珍、张士诚占据江浙行省后，造成海运阻绝，使元大都经常陷入饥荒之中。在南重北轻的形势下，朱元璋得以自南向北的统一大业。在明朝建立之后，虽然不久首都便迁往北京，但经济重心并未发生迁移，始终始终停留在江浙一带。这样，定都北京的弊端便显露了出来。
“天子守国门”是明朝定都之误
明成祖统治的前期，首都依然是南京，而北京则称为“行在”。那时，成祖常居住在北京，而皇太子与皇太孙则留守南京。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皇帝才正式下诏迁都北京，将皇太子与皇太孙都接到了北方。仁宗继位后，对成祖迁都北京的做法不以为然，他认为北京孤悬绝北，距离江南地区太遥远了，每年都要花费巨额的漕运费用，不如还都南京，将首都设在经济中心附近为好。
因此，洪熙元年(1425年)三月，仁宗又恢复了北京“行在”的旧名，准备迁都回南京去。四月份他又命皇太子回到南京去拜谒孝陵，准备迁都事宜。然而在五月份的时候，明仁宗忽然生场大病，不久之后就死去了。皇太子从南京回来继位后，便搁置了迁都的事宜。明朝初年的这场还都计划也就无疾而终。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批评了明朝定都北京的失误，他认为成祖定都北京的初衷是为了方便讨伐北元。当明朝国力强盛的时候，“天子守国民”就发挥着捍卫疆土的作用。但是到了后期，国力渐弱，皇帝不习武事，定都北京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例如明英宗遭遇土木堡之败，勤王兵马尚未调集，瓦剌的军队就已经长驱直入，围攻都城了;之后武宗又被围困在阳和，而嘉靖二十八年和四十三年，鞑靼兵马也接连南下，导致北京多次戒严，弄得朝野十分狼狈。朝廷日夜以防寇为事，哪里有精力去顾及民生建设呢?
所谓的“天子守国门”本是战略失误所产生的恶果，结果却被美化成君主带头抵御外敌。在明朝前期，北京并不是“国门”，而是北伐胡元的中转站。中期之后，明朝国力衰弱，丧失了许多地盘，才使北京变成了边关城市。
所以，黄宗羲认为明太祖定都南京才是正确的决策。南京地处吴、会，就像富豪之家靠近自己的仓储一样，钱粮布帛可以随时收取，而且科举状元大多也出自江南，可谓人才济济、用之不竭。反之，定都北京就仿佛富翁走出家门，跑到乡村别墅去居住一样，不仅交通不便，而且距离仓储太远，常有匮乏之忧，还浪费了不少钱用在运输之上。因此，黄宗羲抨击“天子守国门”的定都方式，说：“今夫千金之子，其仓库匮箧必身亲守之，而门庭则以委之仆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仆妾以仓库匮箧。”明朝只要用大将去守国门就行了，不该由天子亲自来驻守国门。
明朝的经济重心始终在江南地区
成祖迁都北京后，在两百多年里，并没有改变经济重心在江南的局面。据《大学衍义补》记载，明朝全国收秋税粮两千九百四十三万余石，而浙江布政司计收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也有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则多达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另有五十五万二千余。这些税粮除了自用之外，还要供给北京，每年江南之地合计为北京贡献税粮约七百四十万石，接近全国税收的四分之一，可见江南财粮之丰富，也说明了江南为明朝的重要财税之源。
江南地区可耕地面积相比较全国而言不足十分之一，至今浙江地区还有“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说法，足见当初江南地区可耕地面积少。以苏州府为例，苏州府垦田面积九万六千五百六顷，产粮税二百八十万九千余，而全国垦田面积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税粮两千九百四十三万余石，以百分之一左右的土地却贡献出了占据全国十分之一的税粮。由此充分说明了江南地区是明朝重要的经济来源地，明政府财政的有力支撑者，所以有“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的说法。明朝中期以后，倭寇屡犯东南江浙地区，固然是由于江浙地区近海，防御不足的因素，但是何尝不是江南的富裕吸引倭寇呢?犹如幼童持千金行于市，足可见江南之繁华。所以说江南地区一直试明朝的经济重心，对于朝廷安稳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明朝定都北京弊远远大于利
封建社会历朝历代，在定都的选择上不外乎三种，一是假其地势，如汉都长安，出关以制天下;二是籍于便利，如北宋定都开封，贪图汴河漕运之利;三是由于经济或者是依靠其财入，如隋唐营造洛阳、明太祖定都应天等。而明朝到了成祖统治之时，由于燕京是他的根据地，民心、军队都有保障，可以摆脱建文帝残余支持者的烦扰，同时迁都北上可以树立自己的帝王权威，而且还防备了对外征战。明成祖时，元朝残余势力依旧远遁大漠，这是为战火中成长起来的皇帝所不能忍受的，所以必须要北击大漠，彻底赶走元朝统治者，而此时需要一个中转站或者是大本营，集中筹备军力和财力，于是燕京就成为了最好的选择。
古代定都燕京的王朝并不多，如燕、元、清等，其中燕是困于地势不得已而为之，毕竟国土面积只有那么多;而元朝和清朝则作为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定都的原因则是因为接近他们的老巢或者说是基本盘，对于这两朝的统治者而言，他们定都燕京的大部分考虑是用来统治南方汉人，一旦统治失败，面对南方的攻打，也可迅速退往大漠或者退往关中龙兴之地。在战略上能够进可攻退可守，这是他们选择定都燕京的原因。
而作为汉人帝国的明政权而言，燕京是不适合定都的。
我们看燕京的地理位置，南靠河北，北邻草原，东近关东，西近雁门，这四周除了河北，都是游牧民族经常出没与游荡的地方，也就是说燕京被游牧民族三面包围，时刻面对进攻的威胁。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想要南下中原，必须占据燕京以制天下，所以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之后，定都中原的北宋政权不得不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
明政权定都燕京固然可以照应那句“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不断进攻游牧民族，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能够保证政权力量，也就是进攻的力量，一旦国力不济，就可能需要面对大量的游牧民族的围困，丧师辱国。燕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燕京的战略形势，同时也决定了燕京是一座吸血型城市，必定严重依赖外来输血，包括人力和财力的输入。因为燕京周边并不是农业的主产区，而燕京一旦被确定为都城，必然会迎来人口的暴增，加之直面战争侵袭，一旦补给线出现问题，如内部叛乱或者自然灾害，燕京不战而溃。明朝末年，清兵侵袭帝都，而李自成、张献忠等流贼作乱于陕西、河南、山东一带，把燕京和财税之源一分为二，江南的人力物力不能够及时补充帝都，加上清兵的侵袭，帝国很快就走向灭亡，所以说燕京为都城先天不足。
由于都城和经济重心距离过远，明帝国不得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用来保障财税补给线路的安全，一旦出现问题，明帝国定都燕京的弊端就暴露无疑。所以都城必须选择和经济重心相近的距离，能够保障都城的财政支撑和对外需求，覆车之轨，其迹未远，可不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