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之后，在东北分设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并广置八旗驻防，施行军事化的管理。在内地社会中，主体为汉人，而在当时的东北，社会主体则为满人，汉人通常以外来人口的身份出现。乾隆五年，清政府出台了对东北地区民人的禁令，这就是所谓的东北封禁政策。其内容主要有两点，其一，限制民人进入，其二，民人不得开垦东北荒地。
以上就是政策的大背景。
珲春与朝鲜交界，更有人参、东珠等出产，此外还是满清的龙兴之处。因此，在此地有250名兵丁驻守，乾隆二十四年又增为450名。八旗驻防，重新塑造了珲春的社会结构，这里就成为了代表性的满洲旗人社会。
在封禁政令下达前，珲春社会实际上已经处于封禁之中了。在《珲春副都统衙门档》中，有这么一段记载，珲春的基层官员向上级申请雇人种田。
“去岁允许雇人种粮，人口勉强得济。伏请再行雇人，则兵丁不至困迫，且可养活妻儿……所雇之人到后，各自严行管束，不至生事。俟务农毕，解至宁古塔。”
这一段记载，我们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事实，第一，珲春的封闭是相对的，去年就已经有民人因雇佣而到访。第二，部分珲春的八旗子弟们生活相当困顿，而雇人耕种则对此卓有成效。第三，不愿意让民人进入的理由是“容易生事”。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乾隆二十四年，珲春正式允许民人居住，不过，实际上此时的管制依旧非常高压。凡是不在册的民人，有一个是一个，统统禁止通行，每年都要对境内民人进行查验，不在名册之上的扭送出境。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珲春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不同，军事化的管制非常明显。在这样的社会中，民人与旗人产生了怎样的交互关系呢?
一、 经济关系
雇佣关系，是旗人和民人最重要的关系，种地民人又是被雇佣的主体，乾隆二十五年，种地民人有近五百人，等到乾隆五十四年，人数已经增长为1116名之多。这一数据说明了随着民人的涌入，珲春的农业也得到了发展，农业的发展反而使得对民人的需求愈发严重，结果就是旗人经常不顾法令，去招募游民。当地统领查明后，也往往选择默认此事，甚至将游民编入名册。
既然雇佣，自然要支付报酬，当时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分成，其二则是付给工资，具体看双方如何约定。
雇民的兴盛，和旗人的生计困难息息相关。旗人年俸二两，但要参与出征以及每年两次的围猎，“所余无几”。
除去雇佣来种地的民人，珲春还允许各类商人匠人进入，包括木匠、铁匠、石匠、席匠等等。
有趣的地方在于，这部分商人，并不单纯的作为卖方存在，他们也会收购珲春的出产进行销售。
二、 社交活动
因社交活动而形成的关系，其实在珲春非常丰富，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首先是债务关系，有很多旗人与民人交易之时，因一时困窘或其他原因，偶尔会选择赊欠，这就形成了债务关系。
这类记载，在当时并不新鲜。
乾隆四十年，民人沈英与旗人伊兰保之婢女通奸。遗憾的是史料并未记载后续处置。
但按定例，旗人之女及家奴之女不得嫁与民人，违者治罪。恐怕这位沈英相对较少。
更新鲜的是曾有旗人认民人为义父，并与另一民人结为兄弟。他们之间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总之，这位旗人因被都统认为“品行卑贱，玷辱满洲颜面”而被革退，并被杖惩。
通过这些资料，可以得知，民人与旗人的交往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交往，他们的交际并不限于经济一方面，而是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以上列举出的少数资料背后，能证明旗人与民人的社交关系并不鲜见。不过，当地旗人的文化面貌并未因此而发生明显的流变。
直到清朝中后期，这里的生活面貌仍然是“(旗人)皆熟国语，捕打海参、海菜为生，少耕作，春夏秋冬,射猎无虚日,尤娴于枪。”
这里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入关后的满人，尤其离开东北的这部分，他们的文化面貌出现了很大的改变，他们所代表的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经过激烈的碰撞，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而留居东北的这一批满人，则仍然保持着满族原本的文化面貌，没有巨大的改变。
这其中的原因，主要就在于清政府对东北地区的人口管理，始终保持着旗人在人口结构中的优势地位，从而保证了满文化的主体地位。
总而言之，珲春作为东北封禁政策的“禁中之禁”，仍然出现了旗人与民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并且在经济交往的基础上，双方还产生了较为深厚的感情，建立起了社交关系。
珲春尚且如此，其他地区更是可想而知。
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民族交往，应该是有其思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