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旧时指官吏阶层及其活动范围，贬义，强调其中的虚伪、欺诈、逢迎、倾轧等特点。党的领导干部队伍也称之为官场，依然偏贬义，但是，至今官方未承认领导干部队伍为“官场”的说法。说道“官场”，其实，封建王朝的官场上，最影响国家发展的并不是贪官，而是庸官。
为什么这么说呢?
由特殊的历史条件所限，历史上的许多朝代都出现了“不得不贪”的惯例，距离我们较近的明、清两朝就是如此。不下手捞钱，有时会被视作“圈外人”，受到同僚的排挤。此外，古代官员交际应酬花销极大，朝廷所给的俸禄不足以支出这笔开销，所以，必须从其他地方捞钱补漏。
以至于，贪污与否，不能作为古代官员是否有功于社会的衡量标准。打个比方来说，明朝名臣张居正与名将戚继光，其生前都曾有过贪污的事实，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对国家所作出的贡献。当然，这些都旨在讨论庸官之危害，且讨论范围只在封建社会，切莫与现代社会对号入座。
在庸官领域首屈一指的，莫过于唐开元年间卢怀慎了。说起来，卢大人绝对是清官的代表，虽身居高位却从不搜敛钱财，在朝廷里的风评颇佳。然而，清廉却并不意味着他是个好官。他入朝为相后，给国家做出的贡献屈指可数。担任宰相期间，他将所有日常工作都交给了姚崇，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
故此，卢怀慎才收获了“陪吃宰相”的“美名”，此人堪称古往今来尸位素餐第一人。除了卢大人之外，唐朝还有一位庸官，他便是唐朝前中期的宰相苏味道。相比于卢怀慎，苏味道所展现的却是另一种“庸”。根据文献的记载，苏味道于武氏当政时期上位，先后三次担任宰相一职，在位时间九年。
苏大人最擅长的就是向皇帝阐述情况，也就是陈奏。因为苏味道能将当朝典章倒背如流，所以，他上朝时从不携带奏章，只靠一张嘴即可将情况阐明，夸夸其谈。可以说，苏味道的口才和能力兼备，但是，他却不能在担任宰相的过程中做出一番实绩，显然，他的为官之道是存在缺陷的。
苏味道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当官解决问题，不能将一切情况事无巨细地理清，也不能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态度。若非如此，一旦出现某种意外，必定会影响自己的地位，没准还会遭受陛下的处分。所以，解决问题需把握尺度，模棱两可即可。”正因如此，苏味道才会被后人誉为“模棱宰相”。
我们要说的下一位庸官，出现于宋神宗时期，他便是王皀。从仕途上来看，王皀可谓春风得意。他担任宰相十六年，在此期间在朝堂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偏偏在政务上没做出什么成绩。每当国家遇到什么突发情况，他从不提出自己的见解，也不会给皇帝出主意，只做到了“上行下效”而已，丝毫没有主见。
王皀的为官之道，便是“取圣旨”、“领圣旨”、“得圣旨”，仅此而已。每天上朝的目的，就是从皇帝老子那儿“取圣旨”，一切事务都需“领圣旨”后再做打算，离开金銮殿后根据“得圣旨”照章办事，从不变通，是为“三旨宰相”。更加微妙的是，庸官往往是“成对出现”的，同样是北宋时期，还有个庸官名叫李邦彦。
用句现在的话来说，李邦彦就是个“富二代”，起点比正常人高得多。他之所以能身居高位，是因为他掌握了三门本事：
第一种本事是踢球，李邦彦是“大宋黄金右脚”，其球技估计只有高俅能与之一较高下;
第二种本事是能写“黄段子”，他写出来的段子风靡各大风月场所，出入青楼的文人雅士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三是喜欢交朋友，每天李府上人来人往，日日都如过年一般，一群狐朋狗友吃喝玩乐。
靠这三种本事，李邦彦在朝廷的地位水涨船高，竟混到了宰辅的高位。然而，爬到这个位置的李邦彦却不干正事，每天仍在钻研自己的“关系学”，巩固自己的圈子。“靖康之变”爆发后，本该匡扶正统的李邦彦毅然决然地倡议投降大金，加速了北宋的覆灭。
且看史上著名的贪官和珅、刘瑾，至少和珅在外交方面颇有建树，且是理财的一把好手;刘瑾也曾降赋税、整顿盐法、建立考察制度、革新风俗，做出过一番为人称道的实绩。相比之下，尸位素餐的庸官又有何作为呢?从上述四人的为官经历中我们就能看出，在古代庸官的危害远大于贪官。
所以说，这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官员，往往会误了大事。
“不要百姓半文钱，原非异事;但问一官二千石，所造何功?”官员就要干事，忠于职守、勤政为民向来是对为官者的最基本要求。如果，在位不作为，拿了俸禄不干事，这样的庸官、懒官、太平官，同“泥塑的神像”有何区别?清廉乃为政之基，勤政是善政之要，既讲廉政也讲勤政，官德才算圆满。
对于一个好官来说，“廉”和“勤”犹如一枝并蒂花，无论少了哪一朵，另一朵都会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