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王朝的实际创建者高欢是个“反腐激进分子”，战事稍平后便绞尽脑汁地削弱勋贵的权势，找借口将他们降职或调任闲职。他深知“擒贼先擒王”的道理，所以暗中指使东魏御史台弹劾最有权势的勋贵元坦、司马子如，将他们同一天关进监狱，吓得司马子如一夜白头。
其子高澄继承了“高氏反腐传统”，为凸显执法机构的威严，不仅重赏御史中丞崔暹，还恢复了御史中丞“开道赤棒”的特权，甚至自导自演了一出冒犯御史中丞而被痛打的好戏。在高欢、高澄时代，的确有很多贪官污吏在御史台的弹劾下受到惩处，但这股风气没能贯彻北齐始终。东魏武定七年(549年)，高澄遇刺身亡，即位的高洋仅励精图治了短短几年便开始胡作非为，继他之后的历任北齐皇帝要么短命、要么神经，由高欢父子推行的反腐行动很快淹没于自上而下的乱政。
北齐的反腐行动为何这般短命?很大程度上归咎于高欢所采取的“策略性反腐”，即不用蛮力强制性整肃贪腐，而是借力打力，曲折迂回地达到反腐目的。比如他发现姐夫尉景贪赃枉法，就暗中怂恿东魏御史台弹劾，自己再跑到早已形同傀儡的东魏朝廷跪地哭泣，请求宽大处理;再比如惩办司马子如等人时，他让由高澄操纵的御史台摆出“公事公办”的架势，自己则事先给勋贵们“打招呼”，让他们检点言行、不要犯在他这个“不听话的儿子”手中。通过这一系列操作，他既达到了反腐目的，又不至于让勋贵们痛恨他。
之所以要搞这么多名堂，是因当时的政治形势非常险恶。高欢当年因一时疏忽导致亲自扶立的皇帝元修西逃，从此背上“逐君”的恶名，难免被以元魏为正统的人视作“伪政权”。而且，当时南方是梁武帝萧衍在位，很多仍对异族统治耿耿于怀的中原人以萧衍为正统，同样对高氏三心二意。作为鲜卑化的汉人，高氏在鲜卑贵族、汉族世家两边都不讨好，在如此尴尬的境况下，即便是股肱心腹也未必对其完全效忠。如果他不采取相对委婉的反腐手段，一旦操之过急，很有可能众叛亲离。
在高欢瞻前顾后的暧昧姿态下，那些被他“杀鸡儆猴”的勋贵虽遭受一番处罚，但最终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赦免甚或好言安慰，虎头蛇尾的反腐行动也就不了了之。时间长了，勋贵们逐渐形成“不贪白不贪”的思维定式，即便高欢煞费苦心，反腐成效也只能是暂时且有限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高欢父子所信任的反腐机构更多倚重政治斗争和势力平衡，其主要目的并不真是反腐，而是防范鲜卑贵族和汉族世家，可以说他们的反腐行动明显“动机不纯”。
这种“策略性反腐”，只有在主导者具备足够的政治头脑和手腕时才能起到作用，但在高欢父子之后，北齐皇帝的智商一塌糊涂，“策略反腐”逐渐变成“策略贪腐”，以致民不聊生，被原本比北齐弱小很多的北周连锅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