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吃汤圆、饺子的冬至相比，如今的夏至看似只是个单纯的节气，并无任何庆祝仪式或活动，不过，夏至对古人来说却是非常要紧。夏至日为北半球白昼最长而夜晚最短，与昼短夜长的冬至日，以及昼夜半分的春分、秋分，容易被古人观测，而成为最早确立的四大节气，既然是划分时节的重要依据，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古人，自然是相当倚赖四大节气的气候特征能按时到来。
古人根据太阳照射而产生的阴气、阳气消长的理论，以冬至与夏至分属阴阳，其“至”有极点之意。而夏至，恰好是阳气由盛转衰的时间点，故称“夏至一阴生”;相反的，冬至时则有“冬至一阳生”的说法。随着炎热的天气与逐渐增加的阴气，面对容易滋生病菌的湿气、虫害，古人认为需在此时举行驱逐瘟疫、祈祷等祭仪来保护自己。
因此从先秦以来，夏至与冬至同样都是古人极为看重的节日，《周礼.春官神仕》载：“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意思是在冬至那天祭祀神鬼，夏至时则祭祀地神与百物之神，以祈避免灾荒与瘟疫。《史记.封禅书》载：“夏至日，祭地，皆用乐舞”，正值夏收之际，帝王要举行祭地仪式。民间则会在夏至时祭祖，东汉《四民月令.五月》载：“夏至之日，荐麦鱼于祖祢，厥明祠冢。前期一日，馔具，齐，扫涤，如荐韭卵”，指夏至的前一天，家中要准备祭品、清洁打扫，待夏至清晨的到来，以麦和鱼祭祀祖先，并备上正月时亲手酿造的酒。
唐代尚无现代周休二日的观念，不过有规定夏至休假3天，虽比不上休7天的冬至，但人们还是非常重视。唐代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中有提到夏至节的习俗：“夏至日，进扇及粉脂囊，皆有辞”，夏至这天妇女们会互相赠送折扇、脂粉等物。从周代开始，历朝皇室皆会在夏至后拿出“冬藏夏用”的冰块来“消夏避伏”。
由于夏至时是很多农作物成熟的时节，因此除了驱除瘟疫外，百姓们还会选在夏至这天庆祝并祈祷秋季乃至於隔年能有个大丰收。另外，在中国北方正好收获冬小麦，因此产生夏至吃面的习俗，既可以尝新庆丰收，又能讨吉利，成为北方普遍流传的夏至传统。
古人除了根据太阳外，还相当依赖会随四季变化方向的北斗七星。《淮南子》载：“孟春招摇指寅，仲春指卯，季春指辰”，文中的招摇，就是北斗七星的第七颗星-招摇星(又称摇光)。古人按照招摇星的逐月推移(即北斗七星的斗杓位置变化)结合天干地支，测定季节、月份。
周历以十一月为岁首起算，故为子月，而后依序为丑月(十二月)、寅月(一月)、卯月(二月)、辰月(三月)、巳月(四月)，到五月时正好是“午月”。此外，依据《易经》“十二辟卦”，五月之卦为“姤卦”(天风姤)，下卦的巽卦(风)初爻为阴爻，既符合了“一阴生”的概念，且“姤卦”在十二辟卦中排序第7，正好在辟卦的正中，故称“端”，再加上“午月”，也就形成了“端午”的概念后。
既然“姤卦”的初爻是“一阴生”，代表阴气渐长，在习俗上也要有驱除阴气、毒气渗入，以防罹患疾病的做法。从先秦至魏晋以来就有仲夏之月(五月)蓄采众药，以去除毒气。东汉时期的《风俗通义》，则记载从夏至到五月五日这段时间，需要驱赶疫鬼：“夏至五月五日，五采辟兵，题‘野鬼游光’。俗说五采以厌五兵。游光厉鬼，知其名，令人不病疫瘟。”
为了驱逐瘟疫、虫害，夏至与端午在古人眼中同样重要，其概念有逐渐混和的情况，成书于魏晋时期的《风土记》，对夏至和端午做了这样的说明：“仲夏端五，方伯协极。享骛，用角黍(粽子)，龟鳞顺德”，其注写道：“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四仲为方伯。俗重五日，与夏至同”，由此可知，大约是魏晋时期，人们开始把夏至、五月与端午的驱邪送瘟、祭神求福等习俗融合。到了唐代，则进一步将夏至与端午结合，如果二者日期相近，就一并举行祭祀活动，加上战国时代屈原投江殉国而死的故事感动无数民众，使端午逐渐取代夏至，成为中国传统四大节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