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是中国政治史中少有的为不同政治地位、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政治风格的人们所共同称道而享有美誉的政治家，在民间，他又成为智慧的象征。诸葛亮自陈心志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成为一种献身精神的典范。
蜀汉建兴三年(225年)，刘备死后，蛮王孟获联结南方各郡的大姓起兵造反，他们攻城略地，蜀汉边境地区扰攘不宁，人心大乱。为巩固蜀汉大后方，以便全力与曹魏抗衡，诸葛亮亲率川军南征。他坚持“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孟获屡擒屡纵，共达七次之多，终于征服了孟获。这个桀傲难驯的蛮王带领妻子兄弟和死党，心悦诚服地拜倒在诸葛亮的面前指天发誓：“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也!”“七擒孟获”乃是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上大书特书的篇章，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诸葛亮的南征确是史实，连“七擒孟获”也是见诸于史料记载的。《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记道，诸葛亮到南中之后，连战连捷。他得知孟获在当地深得人心，便设计活捉了他，但孟获并不心服。诸葛亮便放了他，让他再来一战。结果盂获一连被俘虏了七次，才真正心悦诚服了。东晋史学家常璩在他的《华阳国志》中，也留下了“七擒孟获”的记载。
此事虽见于史书，但并不等于就是确凿的史实。因为即使以常理推论，所谓“七擒孟获”也很难经得起推敲，《续云南通志》认为，诸葛亮于后主建兴三年(225年)春三月从成都出兵，当年秋天到达滇池(今云南昆明)，并彻底平息了这场大规模的叛乱。诸葛亮渡泸至滇池，仅用了五六个月时间，岂容如此耽搁时日。
从四川盆地到云南中部，路程达一千多公里，且全是崎岖难行的“蜀道”。在交通条件十分落后的古代，南征大军光是花费在路上的时间就需要三个月以上。剩下的三四个月，蜀汉军队还分别平定了其它几个地方的叛乱。这样一来，用于平定益州地区叛乱的时间最多只有两三个月，无论是诸葛亮还是孟获，都不可能组织起多达七次的战役。
其次，严峻的形势也不容许诸葛亮从容不迫地搞什么“七擒七纵”。诸葛亮南征的时候、正是蜀汉政权的“危急存亡之秋”。刘备东征，被陆逊火烧连营，国家精锐损失殆尽，元气大伤。北方有强大 的曹魏虎视耽耽，东方好不容易才同东吴恢复了睦邻友好关系，而大后方又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
清代撰修的《通鉴辑览》指出，对于诸葛亮来说，当务之急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定南方叛乱，然后立即挥师北上，对付蜀汉的头号敌人——曹魏。所以，即使诸葛亮有充分的把握对盂获屡纵屡擒，一生以谨慎著称的他也不会这么干。
正如《通鉴辑览》所说，“七擒孟获”的故事虽然为后世津津乐道，而实际上却是“无识已甚”。
陈寿所撰《三国志》乃是记载三国史实的最权威的史籍，此书中不但没有“七擒”的记载，连孟获其人也没有，作为一位严谨的史学家，他不采用这个传说，是有其充分道理的。
陈寿写《三国志》是在西晋，距离曹魏时间比较近。出于陈寿的立场，他在《三国志》中，将魏晋作为正统，孙吴和刘蜀都是分裂天下的角色，所以对诸葛亮的生平记事秉承了较为客观的态度，他认为诸葛亮是长于内政而短于军略的。
一直到南宋以后，诸葛亮被朱熹大大推崇，文学著作开始树立诸葛亮这个“光复汉室”的典型。诸葛亮被神化的大量举动也在此后出现。 而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精彩之处也大半与诸葛亮的形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