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仍然是中国历史上腐败十分严重的一个时期。明代的腐败伴随明王朝的始终，如影随形，相伴而终，影响明王朝的兴衰，直至推动它的灭亡。
明代的腐败跨度之长久，涉面之广泛，行为之猖獗，程度之深重，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少见的。明代的贪官污吏为何如此胆大妄为，明目张胆的贪污受贿, 对腐败趋之若鹜, 甚至把贪腐看的比生命还重, 顾炎武认为是低俸造成的，在他看来，官吏俸禄低，无以养家，只能通过收受贿赂来创收，养家糊口的窘境迫使他们不得不去贪取。
明代折俸制度的实行使官员本来就低的俸禄更少。折俸时，所折之物如同贱买贵卖，很不划算，官吏实际所得就比应得减少许多，而且有时所折之物根本就不能够兑现，这也就意味着官吏俸禄的一部分是拿不到的。《皇明纪略》记载:“国初定制，百官俸给皆支本色，如七品官月支本色米七石，足以养廉。后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拆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拆色，又改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余皆拆色。拆色以钞为准，米一石拆钞十五贯或二十贯。钞法不行，不值一钱。布一匹值银不过五钱，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或通不得支。其何以养廉，其何以使之不贪?”
就连最高统治者也认识到这一点，承认官吏折俸之薄,。官吏折俸之薄，薄到什么程度，从《明史》的记载中可见一斑，“是时钞法不行，一贯仅直钱二三文，米一石折钞十贯看，仅直二三十钱，而布直仅二三百钱，布一匹折米二十石，则米一石仅直十四五钱。”
明代官员依靠俸禄养家是比较困难的，常常是捉襟见肘，更无谈过上安逸的生活。有的官员俸禄十日就可花光。官吏俸禄不足以养家，只能去收受贿赂，他们的衣食没有得到保障，所以治理贪腐才会没有成效。
为何官吏的俸禄如此经不起花费?除了俸禄低之外，很大原因还在于官吏的日用开支过大，除了衣食住行，还有很多花销。
正统六年二月，巡按山西监察御史曹泰上奏:“夫衣食缺于家，虽严父慈母不能制其子，冻馁切于身，虽巢由夷齐不能固其节。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远仕，妻子随行，然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三石，禄薄者一石、二石而已。其所折钞，急不得济。九载之间，仰事俯育之具，道路往来之费，亲故问遗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赡，则不免移其所守，此其所以陷于罪者多也。”曹泰认为，官吏禄薄，而花费繁多，如养育儿女，赡养父母，人情往来，道路交通，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而俸禄不足以应付各种花销，所以才导致官吏贪污受贿。
崇祯时期，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也就此上言:“诸臣言蠹民者，俱归咎守令之不廉。然州县亦安得廉?俸薪几何?上司票取, 不曰无碍官银，则曰未完抵赎。冲途过客，动有书仪，多则十金以上，少则十金以下。欲结心知，不在此例，岁送不知几许。至巡按荐谢每百金，旁荐五十金，其例也。近且浮于例。遇考满朝觐，或费至三四千金。夫此金非天降，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科道人号为开市，臣两月内，辞书仪可五百余金，臣寡交犹然，余可推矣。”
韩一良指出，在公务活动中，各种花销名目繁多，少则十金，多则千金，动辄百金已为常事，其本人寡交犹然，交往频繁的花费就更大了。可以看出，官员在公务活动中，花费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目，可以说是无事不花钱，这仅仅依靠低廉的薪水是解决不了的，这也就促使官吏收受贿赂，以解花费之需。
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公务往来，都需要不少的花费，日常生活加公务往来，对于官员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甚至是巨大的, 而俸禄在这个开支面前就微不足道了，甚至是杯水车薪。官吏为计所迫只得去寻找更多的金钱，而贪污受贿就成了一个很好的途径，因此贪腐也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明太祖出身贫寒，对百姓疾苦深有感触，因而建立明朝后，认为官员俸禄过高会产生奢靡之风，因而实行了底薪养廉的制度。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社会风气逐渐糜烂，铺张浪费的现象遍布城乡大小角落，如在婚嫁过程中，婚配论财，婚娶求盛，在太湖流域, “湖中聘亲之初，即大加财礼。”在浙江绍兴，“嫁女者以富厚相高， 归之日， 担负舟载， 络绎于水陆之途，绣袱冒箱笥如鳞，往往倾竭其家。”谢肇淛为此说:“每见往年之婚礼府第，至今日之费用， 未有不数倍之者也。”开支数倍于前， 而官吏俸禄难以支撑这些庞大的开销，俸不抵支的情况由此产生, 当二者的矛盾难以解决时，贪污受贿就出现了。